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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住的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
个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了。
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融为了一体。
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
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的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墓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吗？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的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糅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吗？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个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于一身的毛泽东。
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对于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
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涨，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向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却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信不畅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将其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作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喻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吗？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吗？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吗？
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交汇吗？
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
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
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的判断却截然不同。包括孙中山本人。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的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来中国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和孙中山签署什么联合宣言。
到中国之初也没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密切双方合作。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
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孙中山博土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人皆不认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