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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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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谈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北一辉第一部著作即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孙中山想加入第二国际。蒋介石说:“直接是为总理的三民主义而死,间接即为国际的共产主义而死。”唐生智可以1天99次谈阶级革命。大革命时期,连武汉的富商们也在街头高喊:“世界革命万岁!”

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常说殊途同归。说说而已。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殊途远去了四伙年轻人。

列宁去世时不到54岁。斯大林42岁当上总书记。蒋介石39岁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北大教授李大钊1927年就义时,才38岁。毛泽东34岁上井冈山。周恩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米夫25岁在共产国际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博古24岁出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的人。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1906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时,也才23岁。

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还不到23岁。今天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幼稚的学生到白发苍苍的老者,都要直立聆听这位年轻人对中华民族血脉的感受和呼唤。与此同时,不也感受到了这一民族血脉在危机与苦难中迸发出来的辉煌精神?!

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

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最需要热血的,就是长征。

最先报道鲍罗廷死讯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来到了中国,他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以76岁高龄跋涉一万多公里,完成了对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寻访,并于1986年出版了《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翻译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中国与美国同时出版,成为继斯诺《红星照耀的中国》之后,又一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籍。索尔兹伯里在序言里的最后一句话是:“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其所言极是。你可以忘记工农红军纵横十一省区,行程二万五千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以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以忘记革命队伍内部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这一点你将很难忘怀: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

不屈不挠的工农红军。

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

不屈不挠的解放事业。

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

有许多时候我想,如果没有艰苦卓绝的五次反“围剿”,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的今天又是什么样的?中华民族是否可能探测到这样的时代宽度和历史深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否获得今天这样的世界性号音?

你或许可以抱怨,如今鲜见这样的共产党员了。但你不得不惊叹:我们拥有过如此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

我们也办了蠢事。一遍一遍把历史朝这面颠过来,又一遍一遍把历史朝那面倒过去。颠倒的次数多了,连自己也分不清正反。

于是很多人便不屑于分清。

这不是不屑于分清者的责任。是颠倒者的责任。历史有其自身规律。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都被历史论断。

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3色、6色、12色或哪怕24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

其实面对如此众多的历史财富,无须刻意加工或粉饰,把它活生生摆上来让大家看,就足令世人深深感动。

我们的世纪狂飙突进。

狂飙中充满了英雄。但伽俐略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是可悲的。

狂飙中遍布着色彩。但孟德斯鸠说,历史苍白的国家是幸福的。

他们的话内涵极大,够我们安静下来,思索品味一生。

这部动荡不已的历史,你可以说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满,不宽容,不开放,不安宁;但你必定惊叹它的光荣与梦想,它的热血与献身;即使这里面同样淤集了丑恶与悲哀,隐藏着没落与衰败。

20世纪不是一泓平滑光洁的缓流。而是一段跌宕起伏得惊天动地的激流。奔腾不息的咆哮声至今回响在我们耳畔。如中国古代诗歌中博大苍凉的唱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1910年秋,毛泽东在《盛世危言》的影响下,决定外出求学。临行前抄写了日本“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夹在账簿里,留给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西乡隆盛的原诗被改了两处:“孩儿”在原诗中是“男儿”;“誓不还”在原诗中是“死不还”。两处改动,可看出毛泽东当时细腻的心境。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他走向了天安门中央那方坚固雄伟的纪念堂。

周恩来1913年考入南开大学后,写过一篇作文《一生之计在于勤论》:

“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定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

教师对这篇作文的批阅是:“选词甚当,唯用笔稍平。”

1976年1月,事无巨细操心之致的周恩来把自己化为粉碎的细末,向祖国的江河和土地飞扬飘落。

彭德怀晚年在囚室中回忆起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段德昌时,感慨万千:

“感谢段德昌同志,种给我这一颗不大好的种子。他如今早已到马克思那里去了,我呢,还留在人间。”

1926年,彭德怀率湘军一部进占玉泉山截击吴佩孚残部,与段德昌同在山上一座苍松古柏环抱的关帝庙里铺草就宿。段德昌问彭德怀,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做工具,没有意思。”

段又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彭答:“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1959年,彭德怀走向乱云飞渡的庐山。

1929年6月,林彪在白砂会议5小时前(一说3小时前)奋笔写信给毛泽东:

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他在对极端困难中的毛泽东给予坚决支持的同时,又使用了超出红四军党内政治生活常态的耸人听闻的语言。

1971年9月13日,林彪走向苍寂荒凉的温都尔汗。

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于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遗体先入水晶棺进列宁墓供人瞻仰,后又被取出火化下葬克里姆林宫墙;画像、雕像都被拿光。将其骨灰从克里姆林宫墙取出的流言,也年年在莫斯科风传。唯有其家乡格鲁吉亚,仍然张开双臂,等待这个1902年流放西伯利亚便离开家乡的游子。

一位苏联作家写到:“人的一生像北方的夏季一样迅速地把热度耗尽。对于伟大和不伟大的人来说,或迟或早都有死亡在等待着他。这一真理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残酷。具体人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神秘世界,它随着这个人的死亡而一同消失。我们永远也无法了解每一个正赴幽冥的人的一切,而对这种了解的希望却没有止境。”

还有那个孤岛台湾。

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说了一段话:“我们担心蒋经国不在了,台湾走向混乱。不管怎样,现在台湾和我们还有共同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如蒋经国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现两个中国。”

说完上述话两年零四个月,蒋经国在台湾黯然去世。“台独”势力像一台接通电源的引擎,开始加速运转。形势发展被邓小平言中。海峡两岸风起云涌。

1920年夏,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刚满16岁,是同学中最年轻的。

1925年底,蒋经国赴莫斯科留学,刚满15岁,也是同学中最年轻的。

两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相遇,成为同学。两人个子都不高,排队时经常站在一起。

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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