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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却并非如此。当时明治天皇以“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沦”和“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为主导，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效仿西方的激进改革：以“殖产兴业”大力促进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以“文明开化”在日本社会全面推广现代科技和文化教育；以“富国强兵”建立新式军队的军制和警察制度。明治维新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与重建。
就是这场激进的改革，使日本最终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
中日从此分道扬镳。
在中日分道扬镳进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这些所谓的“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的人，其头像至今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他叫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72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了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
福泽的名篇是1885年发表《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在文章中特别提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今天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福泽的思想与日本后来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但其《文明论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战争正义”观点、《脱亚论》包含的弱肉强食观点，皆成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
日本统治者很快就从福泽的理论中尝到了甜头。
首先就是肢解琉球。
1875年，即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那一年，日本派兵入侵琉球，命令琉球不再使用清王朝年号而使用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当时日本只有陆军常备军3万余人，海军4000人，军舰15艘，且多破损不能出海，本无力与清王朝全面抗衡。但当时清政府依靠以情理交涉的那套老路被日本摸清了懦弱本性。
1878年4月，日本政府废琉球为郡县。
1879年，日本派出军队和警察进驻琉球，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东京。为了让当地人彻底忘记“中山国”这个称号，日本政府将地名改为Okinawa（冲绳）。琉球国就这样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日本肢解完琉球后，便直接向中国开刀。
1894年的甲午战争使日本收获巨大：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白银。后虽经俄、德、法所谓“三国干涉还辽”免除了辽东半岛的割让，但中国又加赔日本3000万两白银。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其《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中说：“日清战争的赔款成为确立金本位制的资金，提高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清战争与日俄战争推动日本由一个潜在着殖民地化危机的国家，转变为领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这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痛定思痛，终于认识到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不如人。
明治维新导致了日本的甲午海战获胜。甲午战败推动了中国的戊戌变法。1898年康有为将其《日本变政考》呈送光绪皇帝，特别建议中国应该“以强敌为师资”，向日本学习，实行变法，由弱而强。
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向日本学习从此成为趋势，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批是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第二批是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
第三批则是未来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彭湃、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地。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西方寻找真理。西方毕竟离中国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于是，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
正因如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munist Party。英文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做此称呼；而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mune或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munist Party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產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它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它“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
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它的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无从知晓了。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加藤弘治，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哲学家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向天皇献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唯防之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于是便一发而难收。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