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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条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罗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该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泽东也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在五条原因中，认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是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的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
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
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苏区根据地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不也应该人人皆知人人敬佩吗？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
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
第二章 东方之梦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又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浪人却在中国炮制出法西斯理论。“三羽乌”从蒸汽浴室腾空而起，给世界的东方带来巨大黑暗。
一、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若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恐怕当属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带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比中国有着更多的担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预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琉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三年以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
即使如此，鸦片战争的冲击对日本也极大。许多人以鸦片战争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筹对策，必重蹈中国覆辙。
诗人山田芳谷特赋涛一首：
勿峙内洋多礁砂，支那倾覆是前车。
浙江一带唯流水，巨舰泝来欧罗巴。
日本还在不断地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日本的危机也紧随中国之后，很快到来了。
1853年7月8日，美国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官佩里率萨斯克哈那号、密西西比号、普利茅斯号和萨拉托加号4艘军舰打开日本国门。
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为对美通商口岸。
1855年，俄国强迫日本签订《下田条约》，划定两国在千岛群岛的疆界，并强迫日本开放下田、函馆、长崎三港为对俄通商口岸。
1856年，荷兰强迫日本签署《和亲条约》，片面规定荷兰的权益和领事裁判权。
1857年和1858年，美国又与日本签订两个所谓的《通商友好条约》，不仅夺得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且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
1860年以后，英国、美国也分别强迫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国组成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勒索战争赔款，控制日本关税，取得在日本的驻兵权。
日本面临与中国同样的命运。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社会，也是一个超凝固、超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的章节，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竟有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可见社会的停滞已经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何等深刻的影响。
真正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个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另一个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交代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鸦片战争后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合上魏源的书本睁开眼睛看世界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危机四伏的日本也必须作出选择——怎样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
于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之前的6年——1862年，中国已经开始悄悄发生一场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既受中国危机及魏源思想的启示，也为日本本身的危机所推动，还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效仿中国洋务运动的意思。
中国的洋务运动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个著名人物作为代表。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所谓“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
中国的洋务运动核心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谋求最终摆脱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
日本的明治维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驱逐外国侵略势力。
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学者玛丽？K。赖特夫人评价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改革时说，洋务运动“既不是政变，不是革命，也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使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没落过程留下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