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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同样具有很大优势。“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成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持人。他回忆说“我被推为会议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等等。4个“我”字，把他在中共一大上的风头写得神气十足。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担任会议记录。他原来就在北大图书馆一个一个记下读者姓名。现在又一个一个记下每人的发言。
张国焘在那里指手画脚。
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下设北方、湖南、武汉、广东、山东共五个分部。毛泽东在湖南分部当主任。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张国焘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他是中共中央局三成员之一。
1922年7月中共二大，他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
1923年6月中共三大，他因为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失去中执委资格。
1925年1月中共四大，他又再当选为中执委，并成为中央局五人成员之一。
1927年5月中共五大，他当选为政治局七委员、政治局常委三委员之一。
1928年7月中共六大，他当选政治局七委员之一。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他是政治局三位常委之一。
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他是政治局十二位委员之一。
如此比较，毛泽东就差多了。他仅仅在张国焘失去中执委资格的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执委。这段时间也很短。一年半以后召开中共四大，张国焘复又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则落选，失去中执委资格。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后，张国焘与陈独秀、蔡和森成为政治局三名常委，毛泽东仅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1956年9月1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顾说：
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我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只有在1927年8月“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地位才算拉平了一些。张国焘因八一南昌起义的牵连，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则因筹划秋收起义，被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平衡维持的时间极短。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提议：开除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毛泽东的好友和支持者瞿秋白只有同意。消息传到井冈山，传成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
毛泽东后来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说的就是这一次事件。
短暂的平衡又迅速失去了。毛泽东被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国焘则在中共六大上，又当选为政治局七委员之一。
这是一个在中共党内资格极老的人物。项英因斯大林赠送一支小手枪自豪不已，把手枪别在腰上随身不离；张国焘则面对面地与列宁谈过话，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其资格1927年以前只有陈独秀能与之相比；1927年以后则只有周恩来能与之相比。
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泽东年轻4岁，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出来，也是巨大的。
其实在两河口握手拥抱以前，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的分歧已经出现。
6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国焘，提出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则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第二天张国焘回电，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不同意“目前计划”。认为中央来电提的岷、嘉两江之间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眼前暂时利于向南进攻。
毛泽东要向北，张国焘要向南。还未会面，分歧就显露出来了。
有分歧是正常的。一方长途跋涉。一方长期据守，各自对形势的判断、对本身的估量都不一样，出现分歧可以理解，通过进一步讨论和反复比较也不难解决，问题是不能加入其他因素。后来有人说张国焘不愿北上，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并不合事实。首先提出远征新疆的不是张国焘，而是毛泽东。但张国焘第一个把实力因素加入到争论中来，问题便不能不被大大复杂化、严重化和激烈化了。
最初大家面对争论，还是按照党内通常的方法去寻求解决。
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会面第二天，政治局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天时间，专门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选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此时最合适不过。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下台后，周恩来进入中共中央核心。1928年六大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除他外，没有任何人的资格能够压住张国焘。
周恩来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都脱离了原有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方向问题，便成为在什么地方创造新苏区的问题。
他提出未来苏区应具备的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便于机动；二、人口较多，便于扩红；三、经济条件。
周恩来的结论是，四方面军控制的懋、松、理地区地域虽大，却没有后两个条件；陷于此地区就没有前途。回头向南更不可能。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0个团。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北向甘肃，去川陕甘。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必定会遇到敌人，但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
周恩来作报告后，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博古、张闻天等13人相继发言。
张国焘在会议上也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作结论。提出口号：赤化川甘陕。
会议记录在最后写道：“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会后，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立即制订《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一举击败胡宗南，控制松潘地区作为北上通道。
同意北进的张国焘却很快改变了。
6月25日会师大会后，张国焘似乎并不特别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
1972年6月周恩来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张国焘太懂得数字里面的含义了。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十万人内，80％以上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实力开始潜移默化地进入刚刚开始的关于前进方向的争论。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
他的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了起来。
中央红军的实力在一、三军团。林彪、彭德怀成了张国焘工作的重点对象。
他派秘书黄超看望彭德怀。送去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块银洋。坐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况。还对彭德怀说：张主席很知道你。
对林彪，估计也送去了同样的东西，说了同样的话。聂荣臻回忆，一次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吃完饭，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走，聂荣臻留下来谈一谈。一谈就是对遵义会议的态度，对会理会议的态度。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是不承认毛泽东有比他高的党内地位。
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张国焘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是拉拢林、彭，对毛泽东釜底抽薪。
表面一致下，张国焘的工作暗中开始了。
毛泽东是照顾到会合后四方面军的强大实力的。6月29日，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军委委员。同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中革军委下达北进的《松潘战役计划》。
6月30日，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慰问。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