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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田铁山先是天皇的敲门砖，后来便成为了绊脚石。
敲门砖敲开了门后，就是绊脚石。
在永田铁山的葬礼仪式中，皇族、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元帅送来悼文，称颂永田是一个具有超凡天才的人，堪称表率。
优质工具的表率。
14年前在巴登巴登浴室给永田点烟的东条英机，从驻扎南方九州岛的第二十四旅团司令部特地请假前来东京吊唁。从此以后直到1948年他被绞死为止，他每月给永田的遗孀小额津贴。
陆相林铣十郎被迫辞职。天皇裕仁训戒新陆相的第一句话就是：“陆军必须是天皇的陆军。”然后是：“天皇本人意欲亲自监督一切外交事务及军事工作，因此，在作一切决定之前先要向他禀奏。”
只有人为日本战车加速、再也无人敢为它减速了。
三、开裂的坚冰
1935年8月是一个多事之月。华北危机爆发。法肯豪森为蒋介石草拟《应付时局对策》。永田铁山被刺身亡。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日本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在迫使世界发生改变。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变。
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变。
力量在重新趋向联合，利益在重新开始交换。
外界发生的这一切，唯独仍然苦行于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毫不知晓。准备开始长征的红二、六军团也不知晓。
蒋介石要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红军17勇士抢渡安顺场、22勇士夺占泸定桥的时候，王明正在苏联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
除了看到少量的外电报道，知道那些红色火种依然在顽强燃烧之外，他根本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的“苏区代表”是一直待在莫斯科的周和生（即高自立）。周和生的发言由王明、康生领导炮制，说“今天苏区占有土地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600万”，“现时的红军有50万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加入了游击队。红军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的六次‘围剿’，挫败了法西斯将军冯？塞克特领导下精心制订的计划，进军3000公里，英勇地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的任务”。除夸大其词外，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这种不实事求是似乎已经成为王明的一种理念。他费力地要用这种虚假的东西去粉饰什么，去掩盖什么，去获取什么。
有些时候变本加厉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1937年底王明回国前，与王稼祥等人一起去见斯大林。王稼祥回忆说：“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
斯大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人们说他被捧得太高了。是否也被骗得太深了呢？周围有多少个王明，在拼命夸大每一分成绩，拼命掩盖每一个缺陷？
也不能说王明一件好事没办。
他办的最出名的好事，就是疗养回来后写的这份《八一宣言》。
受两个因素促动，一是国际政策的转变，一是中国的华北危机。
1934年2月27日，以“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审判中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季米特洛夫，获释后抵苏联。季米特洛夫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有切身体会。他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结论：迫切的任务是联合所有力量，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他成为共产国际新的主要领导人后，便立即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新的领导很快带来了新的变化。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些当然对王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加上华北危机。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从疗养地回来的王明写了3天。其妻孟庆树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3点。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集体修改。
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8月1日，中共代表团制定的《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审阅通过，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一宣言，是对季米特洛夫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配合。
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给在美国的中共党组织，寄去《八一宣言》。指示他们铅印3万到5万份，设法巧妙地寄给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个政府、军队、机关、党派、报馆及社会团体等；还要他们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政要人。
不久，《八一宣言》通过法国、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多种途径传到中国国内。
两个关键人物都看到了这个宣言：蒋介石、张学良。
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
把蒋介石这些举动都归于一纸《八一宣言》，便太轻看了这个人物。《八一宣言》掌握了一个恰好的时机。蒋介石正在感受华北面临的重大危机。耳边正在回响日军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隆叫他下台的吼叫。也在回响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劝他坚决抵抗的言辞。追击长征中的红军整整一年，也未能将红军消灭。这时候看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他不能不发生极大兴趣。
他开始考虑是否可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
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能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而言”。
鲍格莫洛夫大使写信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一再暗示，最好订立一项互助条约。”
11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蒋介石的意旨向鲍格莫洛夫大使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恰在此前后毛泽东也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国共双方都将注意力移向了新疆，这个最可能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方向。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于11月19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12月2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议决对日国策时蒋介石提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对日本的侵略“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求各友邦的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的原则，谋求各友邦之经济协作，否则国民党下最后之决心”。
蒋日矛盾尖锐了。
这股潜在的暗流中，又加入了一个张学良。
张学良11月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八一宣言》。他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杜重远帮助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
一年之后西安事变的基础，已在悄悄建立。
此前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与个人野心妥协，吃了大亏。
1930年，蒋、冯、阎大战。两派都争着拉张学良入伙。双方都把全部力量投上去了，东北军成为全国仅存的最大一支军事力量。这块砝码放到哪一边，天平就会向哪一边倾斜。
沈阳城说客如云。张学良见了哪一派人物、谈了多长时间，立即会产生种种猜测。4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冯、阎代表都参加致祭。6月3日张学良30岁生日，蒋介石派50岁的李石曾前往沈阳祝寿。6月21日，蒋介石又派张群带着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到沈阳。张学良到葫芦岛，说客们跟到葫芦岛。张学良到北戴河，说客们追到北戴河。个个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那真是张学良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他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最后，从东北军事集团的利益出发，他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通电。
静观了半年，就观出这么一个结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