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金一南
【，】
前言
我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来？
所问像生命一样久远和古老。
不仅是未来对去的寻问，是大树对根须的寻问，是火山对岩浆的寻问，是有限对无垠的寻问。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1949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较，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幸福起来的人们于是不想承认自己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不知不觉中，自己那部热血奔涌、震撼人心的历史被荒弃了、抽干了，弄成一部枯燥、干瘪的室内标本，放在那里无人问津。
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
我们没有丢掉自己的宝藏吗？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翅膀！
不能深刻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狄德罗说，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为什么事物感动呢？把他的话反过来设问：若除去个人富足便不再为其他事物感动，该怎么获得挺直身躯的脊梁？
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吗？
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
不是要你到历史中去采摘耀眼的花朵，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
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说过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费弗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法西斯德军枪毙了，他的话语仍然在新世纪全球动荡的回音壁上回响。
对中华民族来说，需要前仆后继的事业依然在继续。
我坚信，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与坚忍奋斗的人们，必能从我们的过去吸收丰富的营养。
不论我们如何富强，也永远不要改变国歌中的这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不论我们如何艰难，也永远要记住国际歌中的这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
这就是民族脊梁。
谨以此书献给过去、今天、未来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
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金一南 2008年9月24日
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却要被后人用不尽的观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描述下去。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惊心动魄，一旦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庆初版。翻到第195页，可以见一篇写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的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缘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像，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来到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方面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跛来到十字路口。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日记上：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8年共2920天。两个星期为14天。8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将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节。
该日深夜11时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生命不在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
一、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住的中南海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