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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从楼上跳下来，当时的戴城几乎找不到什么高楼，想摔死咋那么容易？幸好有那些古代的塔，爬上去蹦下来，倒置着的自我拯救，倒置着的七级浮屠。被活活扔下来的人不算。后世的人们，都不好意思用“肝脑涂地”这样的成语。
忽然之间天就黑了，黑夜也是明晃晃的。几辆卡车开到橡胶厂，一部分人背起行囊就走，悄无声息，据说是撤退。我还守在厂里。撤退的人到了城外，据守着几座桥，先是以长矛为兵器，像罗马军团那样排成方阵往大桥上冲。那种长矛各厂的金工车间都在加紧制造，后来都来不及造，就用钢管，一头削尖了，好像古代的苦竹枪。两伙人冲到桥上，隔着很远的距离开始扔硫酸瓶子，空气中都是酸味，前面的人有点害怕，后面的人喊着口号把前面的人顶上去。往前冲吧，忽然看见自己的车间主任在对方方阵里，还没来得及打招呼，车间主任被一矛扎成了独角兽。双方齐声怪叫，好像女人洗澡时被人偷窥了，急忙往后撤去，留下一个死人侧卧在大桥正中。明晃晃的天空中开始下雨，啪的一声，不是雷，是枪响。操他妈，有人开枪啦！全体扔下长矛逃命。那以后，方阵作战被取缔了。人多白送死，改为阵地战。分别占据了大桥两头，中间就是死亡地带。沿河一带都用沙包垒起来，枪手躲到房子里，每天吃八个包子，撒尿拉屎都在阵地上。居高临下朝着对岸打枪，会走路的一个也不放过，叼着烧饼的小孩也打，有点罪恶，还是对着烧饼打吧，枪法好不好那就再说了，反正我打的是烧饼。河的对面，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后来那地方成为化工技校的教学楼。对方的人也躲在房子里，啪啪地打枪，皆无明确目标。通过准星看到的世界是如此狭窄，好像照相机的取景框，每次扣下扳机都像是按下快门，一张照片就被永留在脑子里。弹壳蹦出来，子弹像脱光了衣服的女人，赤裸裸飞奔出去。这样打了七天七夜，想起来就放一枪，好像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想起来就喝一口。后来头头来了，说要组织水性好的偷袭对方阵地，泅渡过去，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计划在离桥一公里的地方渡河，到达之后向桥头堡突击。在黎明的黑暗中，不知道多少人都下了水，举着枪，抱着一块木板往对岸游。夏季的河水依旧是冰冷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方向都失去了，只有前方。到了河心，对岸的探照灯猛地打过来，像明月一样天上人间不知是何年，有人乘风归去，子弹像飞蝗一样窜过来。这一辈子没见过飞蝗，只是按照书面上那样来形容。身边的人被一枪掀掉了脑壳。枪都不要了，抱着木板往回逃。子弹激起轻微的水花，像一只只小虾跃入水面。不知道往前游了多久。只听说有人被对方俘虏了，挠钩把人连皮带肉地钩上去，用个麻袋套住脑袋，反绑住，跪下，像信徒那样把脸贴在地上，前面有人踩住脖子，后面的人用钢钎照着肛门捅进去。听到的惨叫好像是一种动物，所以杀人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了。这些都是听说的，没真见过，只管往前游，和子弹赛跑。如果那年死了，当场投胎，正赶上二十三岁去天安门做肉酱。再往前推算，上辈子是死在淮海大战的。如果那时候死了，三生三世都是恶死。所以不能死，逃命吧，连前方都不存在了，只有逃。这时天亮了，整个世界是深灰色的。
我说，老头，你和我一样，年轻时候都没干正经事。我希望自己到老了不要有心脏病，否则，说点故事都会被人认为是吹牛。我和你不一样，我会在时间中醒悟过来，你却借着别人掀掉脑壳而顿悟，你固然早慧，但是对于没有脑壳的那位来说，有点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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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社会渣滓（1）
社会渣滓
开学那天，我到技校去报到，到了学校门口就遇到老丁，他对我说：“煤气快用光啦，星期天帮我去换一瓶。”我说：“明天就帮你去换。”老丁现在在我心目中、生命中的地位已经大不相同，以前他只是一个挺上路的老师，现在他是于小齐的爸爸，我得巴结他一点。老丁说：“星期天吧，上午你过来，我在家等你。”
我把自行车停在校门口，跑进去一看，很不幸，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彻底没有教室了，这个学期的新生足足有四个班级，他们塞满了教室。其实，化工技校的名声那么臭，很多初中毕业生都不愿意考这个学校，但是那几年戴城的化工企业效益特别好，尤其是农药厂和糖精厂，为了进这些厂，读一个流氓学校似乎也值得。当时我们班的学生都站在过道上，那位挨过枪子儿的班主任鄙夷地看着我们，大声说：“站好站好，立正，向左看齐！”他很古怪，操练我们的时候从来都是向左看，不会向右看。这个老右派，大概在东北劳改营的时候培养出了这个习惯，永远向左，绝不向右。
我们嘻嘻哈哈地推搡作一团，根本不理他。我们讨论的话题集中在黄毛和阔逼搞女人，还有卵七弓虽。女干未遂。一个暑假过去了，大家都有点陌生，这些新闻说起来很刺激。我们说的都是戴城本地的方言，班主任听不懂，他只听得懂东北话和普通话。
老右派两年来折磨我们的灵魂，现在他终于要和我们说拜拜啦。我很高兴。班主任很善解人意，居然领会到了我们的意思，说：“哼，你们甭得意，到了工厂里，你们才知道什么叫思想改造。”这下我想起，三年级我们就要去工厂里实习了，我的学生生涯事实上已经提前结束了。班主任说：“你们要是被厂里退回来，不但毕业证书拿不到，还要赔给学校三千块钱。”
是的，化工技校其实是一个人口贩卖机构，它不是传授职业技能，其主要功能是向各类化工厂兜售劳动力，谎称这些人已经接受了职业培训，其实狗屁，我们什么都不会，而且变成了流氓，非常难管。
我们那个技校，像大学一样是采用学分制的，这一点很先进。学分关系到最终去哪个工厂上班。等到分配单位的时候，各个单位都有定额，农药厂5个名额，糖精厂10个名额，他们都坐在一间教室里，学分靠前的学生首先进去报名，学分靠后的在后面。不存在面试，只要不是残废，工厂就不会让你滚蛋。这样，学分高的学生首先把效益好的单位都占据了，而学分低的只能去那些倒闭厂，比如饲料厂。
问题在于，这些学分并不完全以学习成绩为标准，学习成绩只占很小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是思想品德。思想品德完全掌握在班主任手里，他想给你几分就几分，犯了事情的还可以倒扣学分。我操，这么一来，就是陈景润都算不清我该有几个学分。我一年级的时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二年级吃了个处分，中间还犯过大小事情反正老子也数不清了，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我的学分竟然是负数。我他妈的也搞不懂，读了两年书，我怎么还倒欠他们的？看来饲料厂我是去定了。
班主任站在走道里对我们笑，是一种鄙夷的笑，这种笑容比嘲笑更深刻，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在校长面前他也笑，换成妩媚的笑，比谄媚更天真，好像他是校长的小妾。我认识他两年了，只见过他脸上浮现出这两种笑，鄙夷的，或是妩媚的，其他的他就不会了，大概在东北劳改营里都忘记光了。很不幸，他在校长那里换来的也是鄙夷的笑，没人喜欢他，连校长也觉得他是个傻逼。
我常觉得他对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像我这种流氓学生就不用说了，连那些积极上进的同学也会被他鄙夷。一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是市里业余队的，经常参加训练，后来被南京军区乒乓球队看中了，退学到南京去打球。这当然是好事，我们都恭喜他，只有班主任对他说：“你这个业余的货色，一辈子就是个陪衬。”该同学差点气昏过去。到二年级的时候，又有一个同学到日本去了，他姐姐在日本读大学，费了很多钱把弟弟接过去。这也是好事，去日本哎，总比留在戴城做工人强，我们都恭喜他，只有班主任对他说：“你跑日本去也是刷盘子背死人，给国家丢脸。”我这个同学也差点气昏过去。像这样积极上进的，他也鄙夷，他觉得我们这种人最好的归宿就是做工人。九〇年有个同学出车祸死了，他倒是很高兴，说：“谁让他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