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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情感。
大家把一些不同的认识、说法，摆到了桌面上，有些只是说法或者看法上的不同，还有不少只是传言，多数是误会，说出来，说穿了，说通了，也就没有什么了。彼此何必剑拔弩张、同室操戈！不少人作了自我批评，握手言和，还成了知己、好朋友！”
张荣听出了味道，孔文也连连喊好，说：“这可以说是第二条经验。”
君兰就说：“还是大哥有本领！这样复杂的局面，单枪匹马就能够驾驭，真不简单。”
家兴说：“好戏还在后头呢！”
君兰又着急地问：“还有什么样的好戏？”
家兴接着又饶有兴趣地继续往下说开了：“学习班重新编班进行学习一段时间后，学员之间不同观点的人，相互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后就消除了隔阂。我也不分昼夜地找人谈心，做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这样一来派性明显地减弱了，原有的矛盾很快缓和了。说呀说的，有些人把原来一些隐藏在心底的话也公开了，把专门躲在阴暗角落里出坏主意的人揭露了出来。
原来上次绑架我的事情是这样的：来参加学习班的头头里竟然也有王有德，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扬州日报》发生的不少事情都牵涉到王有德，两派武斗打死人，造反派抢夺武器，准备冲击部队机关大院等等，都有他姓王的在后面出谋划策。”
君兰就问道：“家兴，这王有德在扬州到底在干什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家兴说：“开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这扬州干什么勾当，通过这次学习班终于弄明白了。前几年他在上海犯了生活上的错误，被你们卫生学校除了名，觉得在上海没了面子，而回了他的家乡扬州。开始是在一家学校里作代课老师，**初期，他看自己‘头上有辫子、身后有尾巴’没有敢行动，后来趁两派争斗的机会他成了保守派，混进了‘屁派’里当‘参谋’。之后‘屁派’被赶出扬州，他摇身一变转过来又加入了‘好派’，在一个什么‘司令部’里作‘高参’。所以他两派的头头都很熟悉，两面都能说上话，可以左右逢源。他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在这派里这样说、在那派里那样说，为两面出主意。还摇起了笔杆，写了不少派性文章、大字报，署名‘斗士’－－－－－－”
“这实际是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孔文帮助点穿了王有德在两派之间的作用。
家兴继续说：“是的，在学习班里，有一次，王有德主动找我说：军代表，老同学，这次你要好好帮助帮助我，我在这个**运动里，确实犯了不少方向、路线错误。请你对我多批判，多教育，帮我提高认识，好好改造自己。”
“家兴，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君兰问。
家兴说：“当时我就对他说，王有德！你我是老同学，我们两人多少年的交道打下来了，彼此之间应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们两人现在谈不上谁帮助谁，革命还是要靠自己，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看看自己在**中，到底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是对自己有个恰如其分估价的时间了，希望你不要坐失良机！”
“那他到底出了多少坏主意？”君兰又问。
家兴接着就数说了在扬州发生的几件大事：“首先是‘好派’抢夺《扬州日报》，要李家兴这个军代表承认《新扬州日报》是‘党报’，还企图绑架我这个军代表；二是两派武斗，有一次确实是‘好派’把自己一方的一个人误伤，后来抢救无效而死了，但硬说是对方打死的，把尸体抬着游街，闹得满城风雨。最后把尸体放到军分区的会议室的会议桌上，强压部队首长表态，企图以此压倒对方；三是一次‘好派’准备冲击军分区机关大院。开始时，准备好几个武斗连，全副武装冲进部队机关大院，逼迫部队首长表态承认‘好派’是革命造反的‘左派’。后来发觉部队有了准备，已经调了几个解放军连队进入机关大院，才没有敢贸然行动，只是在部队机关大院四周，安上高音喇叭，虚张声势地叫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只得撤消了原来准备好的行动。”
君兰接着就说：“这些事件和王有德有什么关系？”
家兴又继续说：“现在两派联合了，就把这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给揭了出来。这其中不少坏主意是王有德出的。大家就不放他过门，要共同批斗他。我做了工作，才算勉强作罢，否则有他的苦头吃呢。但最后他在学习班里还是被毒打了一顿，手臂被打成骨折。”
“这又是怎么回事？”张荣也问道。
家兴又往下说：“事情是这样的，在造反派抢枪时，姓王的也弄了一支‘勃郎宁’手枪，还经常别在腰间到处显耀，有时还放上几枪。后来要交枪了，他没有把枪交掉而是藏了起来。这次军管会在我们这个学习班里设了个收枪小组，动员他主动把枪交出来，可他置若罔闻。虽然我三申五令，收枪小组一定要执行政策，在学习班里绝对禁止搞逼供、动武。
收枪小组的人对他宣传政策，可军管会派在这学习班里担任值勤保卫的‘文攻武卫’的几个队员，在半夜里偷偷地对王有德动了武。我对这事立即做出反应，除把王有德马上送医院医治外，还批评了这几个不执行政策的‘文攻武卫’队员。”
家兴的故事讲到此，孔文接了上来，说他们在常州支左的故事更加惊心动魄，他说：“解放军在常州火车站驻守有一个步兵营，保障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可常州有一派的一个全副武装的武斗连，居然把火车站四周来了个团团围困，并且向据守车站的解放军发动攻势，几十条枪枝开了火，把火车站四周的外墙打得弹痕累累。当时解放军这个营的营长，请示上级是否据守、是否可以还击。上级的回答一定要据守车站，但是不能还击！怎么办？我们这个团接到命令，就派了几个连，来了个包围、反包围。这个“战斗队”哪里是解放军部队的对手，没有多少时间，这个“战斗队”就被完全缴了械－－－－－－
这故事正讲到兴头上，可张荣打断了大家的话头说：“我们这些解放军搞支左什么的，费了这么大的劲，可现在听不到地方上有多少赞扬声。再说军队内部，有个部队借我们师的营房关门搞‘四大’，结果也搞得乱糟糟的。”
孔文也说：“是这样，所以我对支左的兴趣已经不大了。”
家兴说：“可我们这些当兵的，服从命令是第一位的，上级叫怎么办你又不能违抗。”
张荣就说：“军人对上级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是一个方面。这些都不说了。还是来说说家兴下一步有些什么打算？”
孔文非常坦率地说：“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兵不可能一辈子当下去。家兴，是该想想我们两人接下去该怎么办了。我已经快五十岁的人了，团政委是做到头了，再也上不去了。”
家兴也在想解甲归田的事，但在张荣面前不好意思先说出口。现在张荣既然来说这个事情，于是也表达了有脱下军装复员、或者转业的想法。张荣就对家兴说，部队下一步要处理一批干部，但不是转业而是复员。复员到地方不是继续当干部，而是当工人。这次干部复员工作是张荣负责的，考虑好了可以打电话告诉张荣。
这楼下在说支左、谈复员，在楼上的三位夫人说得也挺热闹。这三个女同胞开始是交流各自的生活、工作等等，说到后来当然不是说什么**等国家大事，而是说开了儿女，家庭、那些婆婆妈妈的事情。锦绣先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夫妻俩，他一年回上海个把月，我去部队一年最多二十来天，这夫妻生活真是一年大部分时间－－－－－－”
爱芬就笑着说：“你到部队做随军家属不是一切都解决了吗。”
“这我才不干呢，我是想让他干脆脱掉军装算了。”
红梅就接口说：“我那口子这次回来就和我说了这件事，准备复员回上海。”
锦绣马上就说：“这有什么不好，夫妻大团圆太美妙了，孩子也可以有爸爸照顾了。”
可红梅说：“这次复员回来不是继续当官，而是做普通工人。”
爱芬就非常干脆地说：“当不当官有啥子关系，我看夫妻能团圆就好。”
这一帮人说这说那，一直说到了半夜十二点左右，锦绣作了一些夜点心，大家吃好后，孔文夫妻俩、君兰夫妻俩，都各自回了家。张荣住在家兴这里，师生俩又谈了好长时间。
张荣第二天回浦东川沙的事暂且不表。
再说家兴在上海休完假，还是回到了扬州，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