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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明和许鸣鸣也着实出了一次风头，他们俩人一块儿贴了一张决心书，算是从地下转出，光明正大地成了一对儿。谁不懂两个人署那个鸳鸯名是什么意思？年年儿有这事儿，每个年级下乡时都出这么几对儿，可那是出在高中。我们初中也冒出这么一对儿，是有点新鲜。
要彻底离开平原中学了，那天晚上我们钻进教室里就哭，舍不得离开95班，演了半天刚强戏，心里头憋屈着没处儿说，只能自己凑一块儿哭一鼻子。
那天雪下得很大。我们出了学校，在墙外头的野地里点上三堆火，围着火喝了几瓶酒，喝着喝着就哭起来，男男女女哭得跟傻X
似的。我喝得最猛，越喝越难受，都喝吐 我一个劲儿劝大家咱们到哪儿都是好汉，
以后永远也不哭。说着我又向大家赔不是，我打过不少人，我不对，一边说一边扇自己耳刮子。我拉着大明说下去以后咱们木兴闹不团结了，要抱成一个团儿，干什么都要一条心，决不能让那些土包子农民欺负
我跟他握了手，算是和好
不管怎么说，我们同学一场，又要一块难儿下农村，千万不能再窝儿里斗，得帮衬着朝前奔。大明还真算够意思，没撤火，跟我一块喝了酒。就是看着他和鸣鸣傍在一块儿心里有点发堵，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儿，装看不见就是
就那么满怀希望地下了农村，一下去就傻了眼，跟他妈劳改犯差不多。想再回来却回木来了， 死活得在广阔天地里打把式
这边方新并没有去什么进修学院，而是提升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听人家说他写了很长的报告，讲他怎么当好班主任把一个落后班变成了先进班，又教导一班人树立远大革命理想，初中毕业就奔向广阔天地，做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个念英文的摘帽右派写的报告比谁都生动，引起了注意，成了“教育革命”的成果，北河市报登了他的先进事迹，从此这人就发迹大学开始招生以后，他又成了热门人物，因为他这人教英语是一把大拿，第一年就教出了几个英语大学生，出了名。想上大学念英语的全投奔了他门下。老天爷保佑着他，一顺百顺，一事顺，事事顺，什么时候他都得意。当校长，人党，又混成什么政协委员，还参政议政呢。他肯定早就忘了这一班人，十六年前的这一班，不过是他教过的几十个班里的一个，
过去就过去
人家现在关心的是大事，要木是得了癌症，还不是天天得意？我怨恨过他，特别是刚下乡那阵子。听说他没去教师进修学院而是当了革委会副主任，肺都快气炸
在知青点儿里一到晚上黑灯瞎火的时候，我们就凑一块儿臭骂他一顿，恨不得回城来找他算账。最恨的还是我自己，恨自己斗不过他这个老狐狸。十八岁上，老以为自己长大了，是个人了，到了儿还是人家刀下的一盘菜。
可事到如今，倒该感谢他，特别是我该感谢他。要不是他把我们骗下乡去，我这辈子就跟鸣鸣无缘 也许早早儿的就破罐子破摔，
说不定哪一回玩儿命打架就连小命儿也折进去
鸣鸣彻底回心转意了，答应给我生个孩子，这回是真的。
唉，我他妈三十四了！这么快就小四张儿
尾声 烟柳
暮春时节，熏风遍野。北河城里柳絮纷飞如雪，钻天杨已飒飒起一城的嫩绿，把这无河之城无花之城浸润得清朗爽秀，自是别有一股翠微之气淡淡地发散自古城的街巷院落。这是北河最好的季节。
北河的大街上自然是难觅花影。追着潮流奔着现代化的街道两旁耸起着一排排条条块块住宅楼，看似车水马龙地繁华着，却是毫无美感地排列而已。经过如此整齐划一改造了的古街巷，古树已砍光不知去向，或剩下一个个光秃秃的树墩子，或植上一溜溜细细的小树苗，倒像似刚刚修起的一条条新街或战乱后恢复中的新旧间杂。这样的街上是没有春天的，更是难觅春光。永远是光秃凄惨粗陋的破败景象，一年四季一个模样。永远是更新的未直起腰杆那新的已成俗屋陋厦。
这些地方已经不是北河。
北河的春天似乎是在那些深深细细的胡同大杂院里。尽管那些百年老屋已败朽褪色，尽管那些大杂院堆垛着林立着透不过气地拥挤着碎砖头陋屋破棚子，那里仍有百年的古树，杨树、槐树、枣树、桃树、杏树和丁香，都在顽强地抽技，泛出新绿。那里的破墙根下坚韧不拔地钻出一枝枝树条子，碎砖缝儿里隐隐地绿着一线线青草，虽然让人踩得永远出不了头，却依旧一日绿似一日，像一股股绿泉蹿流其间。
最叫这些灰蒙蒙大杂院生辉的应数那些艳丽的桃花 一场春雨洒过，
桃树老秆新技会泛起古铜色的油光来，暗红的光泽如同漆过的红木家俱一般光亮可鉴。那缀满一身的粉红花朵娇艳耀目，衬得一座座院子生机盎然，里里外外透着喜庆。谁家的桃树枝子探出头未亮在墙头，半枝的花朵更是在墙缝中的绿草映衬下显得美丽珍奇，像是谁插上去的假花枝子似的，着实爱人儿。
似乎这里才是北河。这里才有四季。
护城河黑糊糊地绕旧城墙淌过，可河坡上却也是一片芳草妻妻，远看那河边绿柳白杨，也有绿烟霞蔚的景象。
就在古城墙下的河边民居中，有一座颇为雅静的四合院。院中几株红桃白杏交相辉映，树下一群孩子在做游戏。
丢，丢，丢手绢儿，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一对白发老人沐浴在阳光中，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
大雁北飞，呼啦啦掠过古城墙。
老人和孩子都仰头看那人字形的雁阵，看得出神。
“方爷爷，雁子干嘛要往北飞？”一个小女孩问。
老头儿眯着眼睛说：“北方有它们的家。”
“它们上南方去干什么？”
“南方也有它们的家。“他说。
“爷爷，您讲的不是北河话，”小女孩说，“像电视上香港台湾人讲的话。”
“爷爷不是北河人，”老婆婆说，“他是打南边儿过来的。”
“爷爷的家在哪儿？是香港台湾 ”
“哦，比那还远得多哩，越过大海，在离中国远远儿的岛上。”老头说。
“那就是外国了，对 ”
“对，是外国。”
“爷爷是外国人？”
“不是，爷爷是中国人。”
“我知道，”一个聪明的小男孩抢着说，“爷爷是住在外国的中国人，那叫华侨。”
“不对，”小女孩打断他的话，“那叫台湾同胞海外侨胞。”
“你真老外，那叫美华人！”又一个孩子显得比谁都聪明。
“你没看见电视上管外国的中国人叫美华人？那意思就是特别美的中国人。”
“什么呀，人家说的是住美国的中国人！叫美什么华人来着。”女孩说。
老头儿哈哈笑 老婆婆也笑得合不拢嘴。
“爷爷，告诉我，你是怎么上了外国的海岛，又怎么到北河来的？”女孩穷追不舍。
老头儿抬头望望院子南边的古城墙，山一样的城墙做了这四合院的一面墙。城墙上的砖头一块块剥蚀了，坑坑洼洼如累累伤痕。依稀可见墙上用白灰涂写的几米见方的大字，那还是“文革”初期写上去的吧——“三支两军万”，“岁”字早就让风雨冲刷干净
有鸟儿从破砖洞里飞进飞出。 城墙缝里这里那里斜斜地挂着几根树枝子，在努着劲朝天上长，鲜绿鲜绿的在春风中摇曳。
“爷爷就是一粒树籽儿，”他说起那个“儿”话音来仍然很不自然，说成“树籽——儿”，“一阵风把我吹到南洋，我就在那——儿长成一棵椰子树。又一阵风把我吹回祖国，吹到北河这地方，我就像这一墙的树枝——儿，有点——儿土，我就扎下了根——儿，歪歪扭扭地长成这个老样——儿。”
小女孩让他说得哧哧儿笑
老头儿却把自个儿说得泪光莹莹，噙在眼里，挂在长长的睫毛上，珠儿一般透灵。
这时一双大手从背后伸过来捂住老人的眼睛。
“难呀，这么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