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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苏区来接货的人就是肖南，我只是怀疑，所以才不许他出门。”父亲坐在我的病床前，叹了口气，“即便我告诉肖南，他也不会听我的劝告。”
“你可以派人保护他！你已经是师长了不是吗？”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自己的幼稚。
“我不能在肖南的事里插手太深。”
“为什么？就因为他不再承认你这个父亲？”
“阿同！”父亲皱起了眉头，“你不明白，和我们李家的一切关联都有可能成为肖南的致命伤。政治，比革命更可怕。”
“我不信！”我愤愤地扭过脸去。在那一瞬间，我如此厌恶父亲的脸，厌恶他和我相似的五官，厌恶他忧郁的眼神，厌恶他黄呢的军装。那时候，在我的眼里，这个国民党师长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借口，每一道皱纹都是因为虚伪和冷酷。
***
我从此开始厌恶北平。
每一段灰色的城墙，每一声鸽哨，街上行色匆匆的行人和士兵，甚至家里郁郁寡欢的母亲，都变成了一把钝锯上的齿，缓缓锉着我的神经。
两个月后，我不告而别。
我不知道去哪里，最后选择了上海，我需要的不过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一群陌生的人。
我在长乐门，一家高级舞厅里找到了乐师的职位。因为我可以吹萨克斯管并兼作钢琴师，所以老板对我相当好，在楼上租给了我一间房作为宿舍。提琴手小健成了我的邻居。小健长的人高马大，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我们两个单身汉很快成了好朋友。
长乐门是个夜夜笙歌的地方，每一个人都看着很快乐，我也很快乐。那一年里，我只学会了一样东西——喝酒，几乎赚来的所有的钱都倒进了长乐门的吧台里。每当不该我班的时候，我就坐在明亮的橘色吧台前，一杯接一杯地喝。我不介意是白酒还是红酒，根本就尝不出差别，所以调酒师递过来什么我就喝什么。经理也不来管我，因为我的酒品很好，喝醉了就安静地坐在吧台前发呆。这时候总有男男女女上来跟我搭讪，从打招呼到开门见山地调情，我只是傻乎乎地看着他们，看到他们沮丧的放弃。也有个别赖着不走的，这时候身材高大的小健就会挤上前来，把我扶回楼上的住处。
喝醉的夜晚，我不会梦见肖南浑身浴血的样子。
***
有一天，从宿醉中醒来，我习惯地揉揉疼得欲裂的头，拿了衣服去外面的公共浴室洗澡。大中午的，浴室没有人，洗了澡，心情好了很多。回到房间，阿健在屋里，小桌上摆了两盒馄炖。
我几乎不记得我曾经做过饭，有时去楼下的小摊子上吃些馄炖，有时买吧台的甜点，结果来上海不几个月就得了胃病。这大约是上天惩罚我的荒唐，饿急了的时候就会犯病，疼得我满床打滚。有两次被阿健看见，他就把我的薪水要去了，每天自己买饭的时候也给我带上一份。
我拿了筷子，高高兴兴坐下来，准备开吃。抬头看见阿健脸色不好，便知趣地放下筷子。
“你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吗？”
“不记得。”
“两个美国军官在那儿纠缠到半夜，我把你拎上来的时候，他们差点跟我打起来。”
“又不是我的错。”
“不会喝酒别喝。要不喝完趴那儿睡觉，别老睁着一双招魂眼勾引别人。”
我看着阿健。
“你知道吗？老板为什么不管你喝酒，你都快成长乐门的一块招牌了。隔三岔五坐在那儿，招蜂引蝶。”
“你胡说什么？我又没跟别人说话？！”
“你长得很漂亮，你知道吧。”
“知道。”
阿健无奈地叹口气，“你坐在那儿，两个大眼睛雾蒙蒙的，亮晶晶的，小鹿一样，童叟无欺。谁都看得出来你喝醉了，不仅女人来跟你热乎，好那一样的男人也会怎不住的。”
“好在你醉了就不说话，任谁哄都不动一动，除了答应让我带你上楼。”说着，阿健又笑了，“那帮家伙肯定嫉妒死我了。”
“谢谢你，”我心头一热，“阿健，我答应你，以后回屋里再喝。”
“为什么非喝不可？”阿健凝眉看我，“你真是不象个喝酒的人。”
“可以吃饭了吗？”我茬开他。
“——，”小健知趣地不说话了。
屋里静下来，我和小健埋头吃饭。
我心下愧疚，却又不知如何重开话题。正踌躇间，传来敲门声，我感激地去开门。
“绮真！”门口站着的女孩让我呆住了，“怎么是你？”
“李同，真的是你！”绮真看起来很开心，“昨天我和人来跳舞，看见好象是你在吧台那儿坐着。”
我有些尴尬，绮真一定看到那荒唐一幕所以才没有过来打招呼。
我侧身让她进来，她穿了镂空的藕色开司米披肩，罩着浅蓝色的丝质旗袍，站在屋里，惊讶的打量着极其简陋的房间。她阔小姐的气势让阿健有些手足无措，绮真大方地跟他打招呼。我让她在床头坐下。
“你怎么在上海？”我们俩几乎同时问，问完都笑起来。
“我们全家都已经搬到上海来了。走之前，我去找过你，伯母都告诉我了。”
“喔。”
“伯母看起来很伤心。”
“你们为什么来上海？”阿健在这里，我也不想谈北平。
“你知道，北方不安宁，日本人都驻在北平城外了。上海有租界，纺纱生意也好作。”
“嗯。”
“这儿是家里的地址，一定要来。”绮真突然微笑着改用英语：“I get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your brother。”
说罢她起身告辞，我等不及便借口送她，随绮真一起下楼。
正是冬季，披着大衣，我和绮真走在上海灰扑扑的里弄里。
“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前些日子有人来我家，说是核实我哥的背景。”
“为什么？”
“好象是团职以上的共党都要有档案，要历史清白。”绮真停下，转身看着我，“他们还询问了肖南的事，我妈只说是我哥在圣心中学的同学，没有提你们李家的名字。”
“为什么？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个革命者，即便是委员长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我愤愤不平。
绮真温柔地看着我，“李同，还是小心为妙。”
***
回到宿舍，阿健正有一百个问题等着我。
“李同，你怎么会认识这么有钱的小姐？她是谁？你们很熟的样子！你也会说英语吗？在那里学的？”
我把他硬是推出门去。“我的馄炖！，”他拍着门大叫，“嘿，我不问了，李同，让我吃饭！我还没吃完呢！”
我躺在床上，心乱如麻。
长乐门的醉生梦死日复一日，就在我以为自己会醉死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
（七）
我重新回到了北平。
在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没有平静的空间。
共党正在延安休整，国民政府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双方都不断在痛骂对方无耻匪类。新一轮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决定去陕北找肖南。无论是妈妈的哀求，还是爸爸的怒气，都不能让我打消念头。十八岁的我，冷酷而执著。
在去太原的火车上认识了两个革命青年，我们结伴同行。走走停停，半个月后，才到陕北。他们在延安皆有旧识，所以没有经过太多盘查，就有人给我分配了任务。因为音乐特长，我被编进了野战军文工团。这正合我意，文工团不参加战斗，配备少量武器，不属于固定编制，轮流为各个驻防部队演出。
或许在演出中，肖南会看到我。
我喜欢我的新工作。开始的时候，文工团黄团长不以为意地打量我的萨克斯管，我于是吹奏了一曲《兰花花》，那支在黄土高原上人尽皆知的信天游。萨克斯收敛的忧伤音色折服了大家，陕北出身的女团员杏子跟着哼唱起来。杏子的声音婉转高亢，我用乐声衬着她，让她的歌声如同被清风稳稳托住的羽毛，自由自在地在黄土高坡上回响。
接下来，这个曲子被定为团里的固定曲目。
我不敢明目张胆地打听周文远（肖南的化名），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