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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卫红这五条决定，如同五根大棒，一棒棒地敲打着席晓星的脑子，敲打着她的心房。
她离开县政府，直奔尤立明的公司办公室。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她倒在沙发上，几乎要哭出声来，也顾不得矫饰，失态了。
尤立明自从知道还有一个生母，头上仿佛覆盖着一团乌云，心情抑郁，失去了平日的潇洒调侃。他望着席晓星，仿佛有一点同病相怜似的悲哀。问：“你怎么了？”
“你去问你爸。我没想到你爸这么不近人情，不顾我可以，怎么连你也不顾！”
“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详细点。”
席晓星凄怆地告诉他县里的五条决定，“这不是全完了？我栽在博川，彻底地栽了！”
尤立明很体贴地扶起她的身子，表现出少有的体贴温柔，瞅着她的眼睛：“你不会完。这样做也好。”
“还好，好在哪里？”
“好在我们不要再为收钱的事整天跟下面干仗。”
她一把推开他：“原来你图省事，你们父子俩商量着害我。”
“我敢赌咒发誓……我比你更惨……”
席晓星想不出他会有什么事，“你别装出这副可怜的样子。要是你还有点良心，把我当成你的爱人，你现在就去找你爸，让他撤销那些要人命的决定。”
尤立明说：“你不知道我爸的牌气，他定下的事，尤其是公事，哪个去说也不行。我已经挨过他好几顿克了。”
“不行？就不认他这个老子，跟他脱离父子关系。”席晓星威逼地圆竖两眼。“看他要儿子，还是要原则！”
这话似乎刺痛了他的心事，他难过地垂头丧气地坐到一边。
“你害怕？怕他不要你？”她见尤立明那表情不单是无奈，还有可怜，她竟忍不住哭了。
尤立明抚摸着她的肩背，安慰道：“晓星，你不必太难过，别哭坏眼睛，那会显老，不好看。”
席晓星嘤嘤地哭道：“我现在都不想活了，还怕老，不好看！”
“不要这样。我们还年轻，挣钱的机会有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博川不行，还有汝山、徐州、南京、上海。我正在考虑是不是早点回省城，不在博川苦撑苦熬了。我已经厌倦这个地方，不想呆下去了。”
席晓星说：“你只想到自己。你妈在省里，到处有关系，你回省里有依有靠，就不想想我。”
“我有依有靠，难道还会把你撂在一边。”尤立明拉住她的手，“你的家在上海。要不你带我回上海、汝山？”
席晓星痛心地想：你的家在省城真实可靠，我的家在上海，那是子虚乌有，是用来骗人的啊！我如果在上海真有一个家，在汝山真有那么一座别墅，我才不到博川来做这种事呢！但谎还得继续说：“我在博川弄得这么没有成效，哪里还有脸回去见阿爸、阿妈。”
第十二章亮底（13）
“晓星，你这说法不对。半年多的时间，你完成了五百万元的工程，利润至少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甚至有可能达到三百万元。干一个工程，半年时间就能挣到这么多的钱，还说没有成效？我说你的成效是太大了。县里决定的那五条中有一条决定原来已经做完的广告价格不变，我认为，这是县里对你的尊重和爱护，同时也考虑到让你获利，挣到相当数量的钱。晓星，你应该想到这是县里对你的宽厚、优惠。按照你原来计划的两千万，那是多了一点，有些不符合实际，再怎么努力，你就是拿着手枪去逼迫人家也完不成。我说的虚不虚？如果这样你爸还不满意，硬要你拿回去两千万元，那你爸眼里只有钱，没有你这个女儿了！”
尤立明说的无疑都是事实。但他哪里知道，她要面对的不是亲生亲情的父亲，而是贪得无厌而又手段阴险的老板！
“立明，我也知道，尤县长是好人，你爸是好心，没有做绝，保护了已挣的利润，可是，可是……”她一肚子的苦水倒不出来，又哭了。
解放路的广告灯箱拆卸得七零八落，满街狼藉，中山路的广告灯箱没有安装一个。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已是１１月中旬。１２月１日博川市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博川市升市后的第一次人大会，省领导将亲临指导，各兄弟县市的代表也来庆贺。这是博川的喜事，博川的节日。
席晓星遁踪敛迹，不知去向。只有向前在照顾现场，工程进展很慢。
县领导几乎个个都忙得不亦乐乎，再也无暇顾及路边的广告灯箱。尤卫红更是比谁都忙，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
星期五地区政协主席冯大宣突然来到博川。他曾担任过博川县的县长，是尤卫红的前任。县政协的人忙于接待自不必说，邬林、尤卫红等主要领导，也不能不作礼节性的拜访。尤卫红当天来不及看望他，直到星期六下午，他才挤出时间到博川宾馆二楼的套房拜访他。
冯大宣首先祝贺他就要荣升市长，接着关心地询问升市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特别提到博川的公路和市容包装两大问题。听完尤卫红的介绍，冯大宣严肃地说：“老尤，问题严重呀！公路至关重要，市容包装也至关重要。那一天省领导要来，地区和各兄弟县市的头头脑脑也会来，你还让他们挤在一条破破烂烂，没有修完的公路上？你还让博川黑不溜秋，一副‘旧社会’的面孔？这会让省领导怎么想，怎么评价你的政绩？这可是关键时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大意失荆州啊！”他在“失荆州”三字上特别加重分量，仿佛就在明白警告他：你不要大意丢了市长的头衔！接着他又极关心极亲切地拍着尤卫红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老尤，我劝你别死心眼儿，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嘛！这又不要你自己掏腰包，你抠得那么紧干什么？我盖这个宾馆，县里财政多紧张，好多人都害怕，不敢。我一句话：盖。怎么样？要不是我坚持拍板，博川恐怕现在还没有这么一座像样的宾馆。什么事干了就干了。钱可以压缩别的开支，从别的项目上挤出来，先装扮好脸面，过了这一关再说。”
“过了这一关再说？”尤卫红可以这样做，做完了还会好评如潮。压缩别的开支，抽出生产发展资金，挪用其他专项基金。他也可以这么做，并且不会遭到反对、指责。一两年之间，他往省里一调，屁股一拍走了。博川没有脱贫，没有小康，也怪罪不到他的头上，他仍然是人们心目中有魄力的好领导，然而责任感、理智、道德、良心都不容许他这么做。他不能不对党负责任，不能不对博川的百姓负责任。他不能丧失理智、道德，昧着良心，为了自己的荣升而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他认为，他的晋升是他多年的努力工作换取得来的，是上级党组织和同事们及群众对他业绩的认可。而不是什么人的恩赐，不是做几件表面功夫的事暂时博取人的欢心从而达到升级的目的。如果这样的话，他认为这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自己对自己的侮辱。那是投机分子干的事。他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脚踏实地地工作，为什么要做出表面的政绩给人看，而忽视这政绩后面的巨大国家财产的流失？公路要修好，博川要美化。但绝不能以此为要挟，逼迫他就范，再多花国家的一两千万元的宝贵资金。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约见路桥公司的杨代齐和晨光公司的席晓星。
星期一，八点钟，刘康就把三楼小会议室整理好。尤卫红告诉刘康，别人来找一律挡驾，他要集中力量和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解决好两个工程问题。他等待的两人并没有来，来的却是任有财。他极为惊异，心里还暗暗埋怨刘康怎么没有把他挡住。
任有财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西服革履，非常热情地握住尤卫红的手：“老朋友，我们又会面了。”
尤卫红客套地应付了一句。任有财掏出大中华香烟，先敬一支给尤卫红，然后自己也叼上一根，靠在椅子上，架起二郎腿，悠闲地吐着烟卷。尤卫红只想快点打发他离开，便说：“你这次回博川是路过还是有什么事要办？”
任有财轻松地吐出一串烟圈：“县大老爷召见，我小民怎敢不来！”
尤卫红有些发蒙，睁大疑问的眼睛，只以为听错了他话里的意思。
“尤县长不是要见两家公司的负责人？我就是。我是他们的老板，他们都听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