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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章）但这只能理解为还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
至于使外邦人皈依基督教，则征引他们所不相信的《圣经》是没有用处的。因此，使徒们便进行说理，驳斥他们的偶像崇拜；办到了这一点之后，再根据基督的生平和复活的证迹劝说他们信基督。所以当时关于解释《圣经》的权威问题还不可能发生任何争论；因为一个人在不信的时候，除开自己的主权者对本国法律的解释以外，并没有任何义务听从任何人对任何经文典籍的解释。
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皈依本身，看看其中有什么东西可以造成这种义务。人们所皈依的只能是对使徒所传的道的信仰，而使徒所传的则只有耶稣是基督这种道：——这就是说，耶稣是拯救他们、并在来世中永远统治他们的王；照这种说法说来，他便没有死，而是复活后升天了；有一天还会重新降临、审判世界，而世界上的人也会复活受审，那时他将按每一个人所作的给予报偿。他们之中并没有任何人传布说，他自己或任何其他使徒是那样一种《圣经》的解释者，以致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都应当把他们的解释当成法律看待。因为解释法律是今世王国政务中的一部分，使徒并没有这种权利。
他们当时只是祈祷“愿你的国降临”，往后所有其他教士都象这样祈祷，而且还劝告皈依者服从各自当时的异教君主。那时《新约》还没有成为一整部书刊行出来。每一部福音的作者都是他自己的福音的解释者，每一个使徒也是他自己书信的解释者。关于《旧约》，我们的救主就曾亲自对犹太人说过：“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见《约翰福音》第v章第39节）。如果他的意思不是要他们解释这些经文，他就不会叫他们在这里面去找他是基督的证明，而会自行解释，或是叫他们参照祭司的解释。
发生困难时，使徒和教会长老就聚集在一起，确定应当传布和教导哪些内容，并怎样向百姓解释《圣经》，但却没有取消百姓自行阅读并为自己解释《圣经》的自由。使徒曾向许多教会写过许多信，并写过许多其他启导他们的文字，要是不让这些人解释（也就是斟酌）这些经文的意义的话，这一切也就没有用处了。由于当时是在使徒时代，这一点必须要到教士可以授权于一个解释者，让大家普遍服从他的解释时才能办到；而要这样授权，又只有在国王成了教士、或教士成了国王的时候才能办到。
一部著作被说成是教规（宗教法典）时具有两种意义。因为教规是指一种规则。而规则则是指导人们各种行动的诫条。
这种诫条虽然是师长对门徒、或劝告者对友人提出的，没有强制对方遵从的效力，然而因为它们是规则，所以仍然是教规。但当提出的人可以使接受的人必须服从时，这些教规就不单纯是规则而是法律了。所以这儿的问题便是使基督教信仰的规则——《圣经》——成为法律的权力问题。
最初成为法律的那一部分《圣经》是十诫，这是写在两块石板上、由上帝亲自交给摩西、再由摩西向百姓宣布的。在那时期以前，上帝并没有写下任何法律；因为他还没有选定任何人民成为特属他的国，于是除自然法以外也就没有赐给人任何法律；所谓自然法，就是写在每一个人心中的自然理性的诫条、关于这两块法板，第一块所包含的是主权法，其内容是：（1）以色列人不可服从或尊敬他国的神，话是这样说的：“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外邦所敬奉的别的神”（见《出埃及记》第xx章，第3节）这一诫命禁止他们服从或尊崇他以外的任何其他神为王或统治者；他原先是通过摩西降谕给他的，后来是通过大祭司降谕。（2）他们“不可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来代表他，也就是说，他们不可根据自己的幻想在天上或地下为自己选定任何代治者，而只能服从摩西与亚伦，这两人是他拣选来担任这一职务的；（3）“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就是说，不可轻率地谈他们的王，也不可对他的权力以及他的代治者摩西与亚伦的职权提异议。
（4）第七日不可作一般日常的工作，把这一天的时间用来对他举行公共礼拜。第二块法板所包含的是人伦的义务，如“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害人”等，最后是“不可在心里设计互相陷害”。现在的问题是这两块法板的法律约束力究竟是谁赋与的。无疑，它们是由上帝亲自制定为法律的。但法律除开对于承认其为主权者的行为的人以外，并没有约束力，而且也不成其为法律。
以色列人既不得走近西乃山听上帝对摩西传谕，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必须服从摩西提交给他们的这一切法律呢？其中有些的确是自然法，如第二法板便整个全是，所以这些法就应当认为是不但适用于以色列人、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人的神律。但关于特为以色列人而设的那些法，象第一法板上所载的那些，这问题仍然是存在的；除非是在向他们提出以后，他们在下列的话中，马上就负担了服从摩西的义务：“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见《出埃及记》第xx章，第19节）这样说来，有权在地上使十诫这一小段《圣经》成为以色列国家的法律的人，在当时只有摩西，其后则只有上帝通过摩西公开谕令其治理特属他的国的大祭司。但摩西、亚伦和继任的大祭司都是世俗主权者，所以直到现在为止，制定宗教法典之权，也就是将《圣经》规定为法律之权原先便是属于世俗主权者的。
所谓士师法，是上帝为以色列人的长官规定的法律，让他们在执行法律或在人与人之间的诉讼中下判决词时用作法规。至于利未法则是上帝所规定的另一种法规，是为祭司和利未人的仪节祭礼所规定的法规，这些法规都是单只通过摩西传示给他们的，所以便也是由于他们向摩西允诺的同一服从关系而成为法律的。这些法律当时究竟是写下了，抑或没有写下来，而是当摩西登山在耶和华那里住四十日后用口头向百姓指令的，经文上没有说明，但他们全都是制定的法律，相当于《圣经》，由世俗主权者摩西制定为法典。
以色列人到了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并准备进入应许的迦南福地之后，摩西在原先的法律上又加上了许多其他法律，因之便称为申述律，也就是申引法。据《申命记》（第xxix 章、1节）记载，“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在何列山所立的约之外。”原因是摩西在《申命记》开头的地方讲解了原先那些法律之后，从同一篇的第十二章其一直到二十六章的末尾止，他又增加了其他法律。摩西命他们在过约旦河时把这法律写在墁上石灰的大石头上（见《申命记》第xxvii章、3节），同时摩西还亲自写成律法书交给“祭司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长老”（见同篇第xxxi章、9节），吩咐他“放在耶和华的约柜旁”（见同章第26节），因为约柜本身只盛着十诫而没有别的东西。这律法摩西曾命以色列国王抄录一本，保存起来；同时这律法也就是长期遗失之后，在约西亚时代又从神殿中找到、并根据他的权力被当成上帝的律法接受的那一律法。当摩西写这律法以及约西亚恢复这律法时都具有世俗主权，所以将《圣经》定译注为法典的权力从古到今一直都操在世俗主权者手中。
除开这一部律法书以外，从摩西的时代起到巴比伦被掳以后止，就没有其他的典籍被犹太人接受为上帝的律法了。因为先知中除少数例外以外，都生活在被掳期间，其余则生活在被掳前不久。当时连他们本身都受到假先知和被假先知引诱的国王的迫害，他们的预言就更没有被普遍接受为法律了。
这一部律法书后来是由约西亚定为上帝的律法的，当初曾和所有其他有关上帝神迹的圣史在被掳和耶路撒冷城被洗劫时一起遗失，这一点从《以斯拉记下》（第xiv章第21节）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你的律法已被焚烧，你所行的和将要行的都无人知晓。”在被掳前，从这律法遗失时（《圣经》中未提及，但可以认为是罗伯安时代埃及王示撒洗劫神殿时〔见《列王记上》第xiv章第26节〕）起到约西亚王重新寻获时止；他们并没有明文载明的上帝神谕，而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