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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气氛还算是其乐融融。
翌年，母亲不慎摔了一跤，从此行动困难。这以后，老两口都嫌出来进去麻烦，不愿再出来吃饭了。（ 我特地从宜家为他们买了一张可以支在床上的折叠桌，迁就他们在床上坐着吃。）直到2001年9月中旬，母 亲的血栓复发，床都下不去了，此后的生活完全得由别人照顾，大小便都在屋里用便盆接。使原本平静的生 活出现了转折。
第六章 槐树花开
1．
母亲第一次患上脑血栓，是1993年的夏天。
记得那天早上，父亲依旧正准备出摊，突然发现母亲不对，嘴怎么歪了，而且目光呆滞，说话也呜里呜 突的。父亲想，别是“中风”了吧。口歪眼斜，明显是中风的征兆。（但照
我们的理解，“中风”八成是昨晚上被电扇直吹着了，“邪风”所致。不承想中医讲的所谓“中风”，其实 就是脑血栓或脑梗塞，是一种脑血管疾病，与吹电扇无关。）父亲没敢耽搁，卸下已装到三轮车上的菜，骑 上三轮送母亲去了医院。我那时正值高考刚过，在家等结果，也随着一起去了医院。
照了CT，母亲被诊断为脑梗塞。
从母亲93年初发到去世，一共熬了11年，中间又复发过两次，且愈见严重。据后来医生讲，这种病人基 本都延续了这样一种时间模式。最后瘫痪在床，不能自理，直到各器官全面衰竭而死。
（当下，我们还在庆幸，母亲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没有想到以后的严重后果，会把母亲连同 这个家，拖得疲惫不堪。）
几组活血药输进体内，母亲的症状有了明显好转（病发当天，连他的侄子来看她，母亲竟毫无反应）。 只是嘴还是歪，流口水，走路重心不稳，习惯向一侧倾斜。我们又在别人的建议下，带母亲到中医院扎针灸 ，坚持了半个月。
家里那辆弃置多年的小三轮车，终于这次被派上用场。每次去中医院，都是我蹬着，父亲扶着母亲坐在 后面。一路看尽繁华的闹市。事后想想，那场景在我来说，其实已经是很幸福了。只是当时并不觉得。
差点忘了，这其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我努力了三年，终于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对于别人 也许不算大事，对于我则不同。我希望因此给父母和这个家一个回报，让他们在人前更有一点面子和尊严。
录取结果是我托朋友提前打听到的。当我的好朋友余光晚上兴冲冲跑到我的小屋和我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时，我的母亲正躺在隔壁屋的病床上，痛苦的呻吟。
“大妈，钢子考上了——”余光伏在母亲的床前，几乎大声在喊，怕母亲听不见。
母亲显然是听见了。她的脸上有了久违的喜悦表情。母亲含混地，连连吐出几个“好”字。失声地哭了 。
尽管糊涂的母亲未必知道儿子考上了哪所大学，哪个专业，但母亲一定知道，这消息对儿子和她来说， 都意义非常。她是在病中激动地流泪。
学校要求统一住校，单这一点就让我左右为难。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再也指望不上我了——那母亲的病 谁来照管？还有奔波的父亲，谁来帮他看摊收摊？我当时甚至一度想过放弃不大学。能被录取已经证明了自 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也许母亲恰在这时得病，是上天对我的有意捉弄。
命该如此，我不想再为此丢下母亲。
我是一个须臾离不开朋友的人，我感谢所有朋友在我困顿和危急的时候，对我的慷慨帮助。我的一个“ 发小儿”对我反复劝说，才让我有勇气作出上学的明智选择，是他主动把照料母亲的事情替我一口承担下来 ，为了让我后顾无忧地安心读书。还有，在母亲不便去医院输液的那些日子，两位作护士的朋友，每天轮流 到家里为母亲点滴输液，照顾得细微而周到。一个叫魏悦，一个叫张洁。
真的感谢你们。也替我远在天上的母亲，谢谢你们。
2．
大学这几年，全班缺课次数最多的就数我了。大家都以为我会在外面干“私活”挣钱（这在我们学校几 乎很普遍），没人会想到，我的经常溜号确是为了父母的病。我们这个班，家在外地的同学居多，而且大都 家境优越，从每月家里寄来的生活费不难看出。像我家既在北京，连以后的妻子也完全料想不到，我的家境 和我的父母竟有那么艰难！
上学的第一学期，艺术鉴赏课。系里专门请了舞蹈学院的舞蹈史老师，为我们边放录像边讲解著名舞剧 《天鹅湖》。教室外面下着淅沥沥的雨。我想起了还在雨中摆摊的父亲。
父亲会不会淋着呢？谁又会帮他收摊呢？
紧接着又想母亲的病。突然感到我的生活竟与现场高雅的艺术鉴赏是那么格格不入，天壤之差。
也许我的选择是错的？——艺术自古是有闲和有钱阶层才可以全情投入进去的。现在的我，却怎么也入 不了“戏”。我成不了天鹅湖畔的王子。童话与现实是如此反目成仇。
母亲每隔三个月左右，就要点一个疗程的“丹参”，一个月量次血压。天气转凉的季节，血管容易收缩 ，也是发病的高峰时期，输液的频率也就随着增加。
好在离家不远的几条胡同就有卫生站点，不用再折腾到医院。我扶着母亲，从砖塔胡同，穿敬胜胡同， 四道湾到小院胡同，大院胡同……就这样七拐八绕的，才能到卫生站。母亲走得很慢，一步步往前挪，我也 只能尽量压住脚步，就着母亲的步子缓慢地往前挪。一路上
，有很多异样的眼光投向我们这一对母子。
我能从那些来自街坊四邻老人们的目光里读出一点羡慕来。
每次我在学校以“陪母亲看病”之类的借口请假的时候，尽管系里老师没问太多，都准假，但还是能感 到他们那种不信任——这么大的孩子，怎么可能父母老有病呢？！到我以后工作，他们的病情更加严重，不 得不请假的次数也就越发多起来。单位的领导疑惑更大。工作不像上学，请假是与制度和绩效有着天然的利 益牵扯，准假没那么容易了。
假请多了，连自己说出真实的理由，听着都不可信。
这同样牵涉出一个事儿：我们知道，作了母亲的女人，按规定会得到18个月的产假，这是铁定的。母亲 不仅可以利用这段假期，充分调养身体，抚育婴儿，而且一旦孩子长到18个月，就有幼儿园可以接收，中间 基本不会出现“真空地带”。
但，对于“上有老”的家庭呢？——儿女为了照护老人，陪他们看病，陪床等等等等，所耗费的时间和 精力，绝不比照顾一个孩子要少——又有哪个单位和部门可以为他们通融地放开绿灯？是否应该有一种更加 人性化的体制辐射到这些“上有老”的人群呢？
正如我一再强调的，“养老”，不仅仅针对一个家庭，由此带动的家庭成员的覆盖面，将直接关系到整 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
小的时侯，许多孩子都有过对父母撒谎的经历，尽管原因各不相同。而我对父母撒的最大的谎是什么呢 ？是因他们带给我的深深的自卑感。
我曾一度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尽量躲避有关我父母的话题，甚至不愿轻易把小伙伴带到家里来，怕被人 家笑话。我无法想象更无法承受，当他们迈进我的又简陋又寒酸的家里时的反应。我的家又小又破又乱，我 的父亲母亲目不识丁，没有文化，他们是那么老，（以至后来无论小学还是中学的同学，见到我父母第一反 应都先是一怔，无措地不知该叫“叔叔阿姨”还是“爷爷奶奶”，或借一步小声问我：“那真是你爸呀？！ ”）
母亲没有工作，穿着陈旧而且邋遢。父亲呢，一个卖苦力为生的工人，他们与我那些同学的家境相比何 其悬殊！甚至连家长会都成了我的最怕。我倒不是像其他人怕老师打小报告（我的学习名列前矛，又是中队 干部、班长，每次家长会我都是老师表扬的重点）——这我是最不担心的。说穿了，我是怕父母给我丢人！
父亲抽不开身，母亲一般也不张罗要去，通常情况下都是由几个姐姐代劳。父母对我的学习状况几乎一 无所知，根本不用操心。所以姐姐回来代行“家长” 之责，对我进行督促，也不向父母汇报。我的作业本 上的家长签字基本上都是姐姐的手迹，也有我自己代签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