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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属于是那个问题的一部分嘛。”
肯尼利并没有笑，他低头看着手里的酒杯。
“干着这份工作，你就明白了，永远不要把话说死。”肯尼利笑了，“你当然明白，对不对？”他又笑了。他在责怪自己，他认为这些都是他判断失误造成的。他又说，“莫尔托绝对不可能参与，他大学毕业，是戴着光环走上法庭的，这个家伙绝对不会受贿。”
“那卡洛琳有没有参与？”
他摇摇头，但并没说没有，他拒绝回答。
“拉斯迪，我并不欠你的，好吧？！我始终认为你的工作很出色。你刚来这里查案的时候，很多人连黑帮是否存在都不知道，你很努力，我很佩服你，你还做了其他很多事。但你和我一起查案的时候，也不是绝对没有越界的。你别逼我，行吗？”
这就是一名警察的忠诚，肯尼利是那种绝对不会告密出卖别人的人。他喝着酒，看着门口。
“卡洛琳和莫尔托之间有没有什么？就是，私下里的关系？”
“天哪！你怎么老揪着莫尔托不放？那个家伙有什么特别的？”
“这么说吧，他是我最好的选择。”
“什么意思？”
我摆了摆手，没有回答。
“我反正从来没见过他对卡洛琳有什么不正常举动，他们应该只是普通朋友而已。有时候，她也会帮他摆平一些事。”他又喝了一口酒，“和卡洛琳发生关系的不是他。”
“那是谁？”
“我绝对不会说的。”他说，“我已经跟你说得够多了。”
“肯尼利。”我差不多是在恳求他了，他看都没有看我，“唉，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可不是什么八卦小道消息，它关系到我以后的命运。”
“是那个黑鬼。”
“什么？”
“和她上床的是那个黑鬼。”
我一开始没有弄明白，后来，我懂了。
“拉伦？”
“你也去过北区分局，你还记得我们那里的布局吧。以前，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总共只有三扇门，一进门，就是那一个大间。检察长尼可·科斯特拉在那里有一张办公桌，法官也在那里有办公室。法官中午休庭的时候，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休息，卡洛琳就那么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他们似乎不怕别人知道。”
肯尼利说：“上次你去找我的时候，我就差点告诉你了。你还记得吗？我说，她是靠陪睡才爬上去的，我想不通雷蒙德为什么要提拔她。他的老朋友——法官拉伦才是把她弄进来的人，他和雷蒙德之间好像有什么关系。”
“他们以前是同事。”我说，“很多年前的事了。”
“猜到了。”肯尼利说。他脸上带着厌恶的神情，摇着脑袋。
“卡洛琳到底受贿了没有？”
他举起一根手指。“我要走了。”他说，然后，他安静了很久，“有时候，她也会去摆平一些事情，我已经说过了。莫尔托和法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你应该也听说过。”
“听说过一些。”
“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卡洛琳和谁的关系都好。有时候，她会让法官让步；有时候，她又能让莫尔托让步，她就像个调解员。也许你是对的，也许莫尔托真对她有意思，也许这正是他对法官心存嫉恨的原因。谁知道呢？人都是很复杂的。”他说。
我知道我再也问不出什么了，他最后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很难得了。
我拿起公文包，留下了酒钱。
“你是个好人，肯尼利。”
“我是个傻瓜，真的。明天，大概警局里一半的人都会讨论这件事，我该怎么说呢？”
“我什么都不会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告诉他们实情吧。莫尔托现在已经知道我在查什么了，搞不好，这正是我惹上了这桩官司的原因。”
“不会吧？”
“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他，“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第三十一节
周末我们都在工作，整整两天。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准备结案陈词，我们希望能够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宣布本案无效，也就是说，由于证据不充分，陪审团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本案至此终结。这样的申请不见得能批准，因为，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法官必须从对检方有利的角度去衡量各种证据，比如说，尤金妮亚的证词，包括那句“宝贝”，拉伦都必须假定是真的。但是，如果能直接宣布本案无效，那检方就不能再提起上诉了。所以，有些法官，尤其是拉伦，会用这一招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虽然我们的希望很渺茫，但斯特恩还是认为要把准备工作做足。我的任务是寻找类似的案例，也就是说，只有间接证据且缺乏犯罪动机的案例。
星期天的早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辩护的策略问题。斯特恩还是不想详细说，他既没有提到我上庭作证的问题，也没有说起其他的证人，我们只是一起分析了检方还剩下的证据。利普兰泽会在星期一出庭。从现在起，检方会开始加速进程。他们接下来的物证还包括：纤维报告、电话记录、指纹报告（如果他们能找到那只玻璃杯的话）、那个说她在公交车上见过我的女佣，最后，还有熊谷。
斯特恩再次强调了那天吃午餐时他对我说的话：我们必须想个办法，让陪审团对熊谷产生怀疑。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检方就会获得很大的优势，迅速结案，而这就会迫使我们必须改变最终的辩护策略。肯普、斯特恩和我一起绞尽脑汁，想如何攻击熊谷的方法。斯特恩和熊谷接触过几次，和大家一样，他也认为熊谷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陪审团可能不太会信任他。我又说了几个关于熊谷的陈年旧事，最后，我提到，在警局的人事档案中，有人曾经对熊谷以前的工作表现提出过投诉，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个方面仔细查一查。
“太好了！”斯特恩说，“有个检察官在我们这边就是好。”他让肯普立刻提出调档案的申请，同时，要求查看实验室的报告记录。这样，我们才知道熊谷在四月份的时候除了处理卡洛琳的案子，还在处理其他什么案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准备好的申请绝大部分都还没有递交上去，主要是不想引起检方警觉，但目前，检方那边的程序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我们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肯普翻了翻记录，确定我们没有遗漏什么。他又起草了一份申请，要求传唤卡洛琳的所有医生，那些医生的名字是我在她公寓里的那个小电话本上找到的。
“还要找电话公司要记录。”肯普对我说，“对比一下你手上的电话记录复印件，看检方有没有伪造。”
“这倒不用了。”我立刻说。我没有抬头，但我能感觉到肯普警觉的目光正盯着我。
斯特恩什么反应都没有，“也许我们不用再传唤更多的证人上庭了。”斯特恩接着说，“就直接用证词怎么样？”证词就是检方和被告方一致认同的证人会上庭说出的证词，如果直接向法庭提交了证词，就不用再传唤证人本人上庭了。斯特恩大声说出这个建议，他认为这样比较好。我们都同意，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毛发和纤维分析组的专家，以及化学鉴证科的人，都没有必要传唤他们上庭。这样，我们可以缩短这些证据在陪审团面前出现的时间。尼可可能不会接受，但也难说。对检方来说，证人不上庭作证有时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作出这些决定后，我和肯普回到了档案室继续查资料，这是斯特恩办公处的一间会议室，四面墙全是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各种法律文书和案件报告。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肯普坐在另一张桌子旁。过了几分钟，我发觉肯普正盯着我，但我还是没有抬起头。
“我不明白。”最后，他终于大声开口说，我不得不抬起头，“那些电话记录可能有问题。”
“肯普，饶了我吧，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你自己说过的，我们应该查一查检方是不是对记录做了手脚。”
他的目光中并没有愤怒，而露出一种脆弱。之前他很少这个样子，他穿着牛仔靴和细格子的运动外套，看上去那么年轻而单纯。他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可能会上当受骗。
“肯普，我就是随口一说。在当时那样的状况下，你应该明白的。”
但我看得出来，他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也很烦，他的眼神告诉我，他现在已经不再信任我了。我合上记事本，穿上外套。斯特恩还在办公室里，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了。他还在研究尼可那边堆积如山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