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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我说。他把画布拿下来，放在自己脚边，盯着它。他似乎注意到了我正在观察他，但他并不反感。我在想，这是个多么年轻气盛的孩子啊！他虽然感觉到不自在，但仍然散发出一种温柔的气质。
“我在法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母亲过世了。”我轻声说，“第二周，我去看我父亲。我之前从来没去看过他，但我想，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做了个手势，“总之，我去的时候，他正在打包，半个屋子的家当都已经装进纸箱里了。我问，‘爸，你要去哪儿？’他回答，‘亚利桑那。’原来，他已经在那里买了一块地、一辆露营车，而他从来就没有跟我提过一个字。如果那天我没有去看他，我敢肯定，他会连再见都不说一声就离开的，我们之间一直都是这样。有时候，这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处方式。”
那个男孩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他被我的坦诚弄迷糊了，也或者是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吧。
“那你是怎么办的啊？有做过些什么吗？”
“你要努力长大。”我说，“用你自己的方式长大。我现在有了一个儿子，对我来说，他就是全世界。”
“他叫什么名字？”
“我儿子吗？”
“对。”
“叫奈特。”
“奈特。”卡洛琳的儿子喃喃说着，他又看了看我，“不管怎么说，卡洛琳对你来说算是什么？我是说，你们之间不仅仅是同事关系吧，对不对？她也是你的女朋友吗？”
我敢肯定他已经看到了我手上的结婚戒指。他问这个问题时，抬起下巴做了一个手势，似乎就是在指着那枚戒指。这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男孩子，我不想再对他耍心机了。
“恐怕，有一段时间她确实也是我的女朋友，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说，“但只有很短一段时间。”
“好吧。”男孩说，然后，他带着厌恶的表情摇了摇头。他在等待一个没有被卡洛琳骗过的人，但这里，似乎没有人可以打这个包票。
“如果我考试没及格。”他对我说，“我就回家。”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我感觉他是刚刚才作出这个决定的。我没有回答他，他也不需要我回答他。我笑着，温暖地笑着，我希望，我的笑容能够让他知道我有多么喜欢他，然后，我便离开了。
第八节
“你知道吗？”利普兰泽指着警局总部的麦克格莱斯大楼说，“他们都把这件事叫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说的是我们对卡洛琳谋杀案的调查，“现在，警察都在这么说。对雷蒙德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不应该对媒体说我们马上就能破案的，他应该低调一点儿，不应该去接受那四十多次的采访，还次次都强调我们正在努力查案。”
利普兰泽的嘴里塞满了面包和红色的果酱，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抱怨，他的怒气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此时站在一片空地前，这里是公路高架桥下一个像垃圾场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到处是破碎的水泥板，生了锈的、弯弯曲曲的钢筋从水泥板里伸出来。除此之外，这里还扔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瓶子、报纸、报废的汽车零部件。被揉成一团的白色包装纸和被压瘪的纸杯像雪团一样散落在地上，都是在街对面的小吃摊买过东西后的顾客扔下的。那里是利普兰泽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意大利人开的，专卖三明治，他们会把一整片小牛排肉上涂满沙司酱，塞进维也纳面包卷里。利普兰泽是一个单身汉，晚餐经常没有规律，所以中午喜欢多吃一点儿。我们各把一只脚搁在街边长椅上，把饮料放在椅背上，就这么开始吃了起来。椅子已经腐坏的木板上，留着街头黑帮和小情侣们各式各样的签名。
我们一边走回利普兰泽的车上，一边交换了信息。我说了和卡洛琳儿子会面的情况，但也说明了他并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利普兰泽介绍了他最新的行动，他去询问了那个说自己曾经见过一个陌生人的卡洛琳的邻居。
“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利普兰泽说，“我告诉你，她可真厉害，真能说啊！”他摇着头，“她说她愿意去警局看看嫌疑犯的照片档案，不过，她要是真来，我得先找个耳塞。”
“档案查得怎么样了？”我说的是州警局里关于性犯罪案件的档案资料。
“什么都没查到。”利普兰泽说。
“没找到类似作案手法的案子吗？”≮更多好书请访问：。 ≯
“我去问话的那位太太说，她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类似的作案手法，但她认识的人里可没有这样做过的人。天哪，她看的都是些什么书啊！上班难道还没上够？下了班还要看这些东西？”
利普兰泽开的是他专用的警局公车——一辆金色的阿力士，虽然车身上没有任何标记，但和其他所有的警局公车一样，都是全黑的轮胎，以ZF开头的特别牌照，全市每一个小混混基本都能一眼认出。利普兰泽把车开上马路，我们要开车回市中心，他在各条车道之间来回穿梭，绕了个弯，来到金巴克区，这里是我以前住的地方。路上的车辆很多，我们慢慢沿着马路挪动。就是那里，我想，就是在那里。我父亲离开之后，他的堂兄麦罗斯买下了他的面包店，连招牌都没有换，还是深蓝色的那几个大字，萨比奇面包店。
虽然我以前每天都在面包店里工作，但对店里的样子，我却只记得几个细节了，门是夏天的那种纱门，透过门，街上来来去去的人影好像都变了样，柜台后面摆着一摞蓝色的金属托盘，收银机是铁的，很重，上面还有一个圆圆的铃铛。我六岁的时候，父亲第一次要我来店里帮忙。我反正也没事做，来店里还能帮把手，又不用支付工钱。他教我怎么叠那些光滑的白色蛋糕盒。我每次都在布满蜘蛛网的地下室里叠好一打，然后把它们拿到店里。盒子很光滑，又重，边缘非常锋利，像刀片一样，弄得我的指关节和指尖经常被划破。我开始越来越害怕这项工作，况且父亲又认为，蛋糕盒上哪怕留下了一丝血迹，那也是一种奇耻大辱。“这里又不是屠宰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混杂着憎恨与厌恶，让我恐惧不已。我回忆中的这段时光，仿佛总是在夏天，走廊里的空气都凝固着，好像是身处阴湿的沼泽地，再加上烤箱散发出来的干热，让人在店里走动都觉得疲劳无比。我经常梦到我把一个蛋糕打翻到了地上，吓得大汗淋漓，父亲则在冲着我大吼大叫，那种恐惧就像硫酸，侵蚀着我全身的骨骼和血管。
如果我要给我的父亲画一幅像，他的脸会是怪兽的模样，他的心会像龙一样长满鳞片。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太复杂难懂、太令人窒息，还夹杂着一种怨恨，仿佛不愿意承认对自己的孩子有任何感情。如果有人问我，如果父母分开，是选择跟父亲还是跟母亲，我不会有丝毫犹豫。父亲一直把我当作母亲的私人物品，就像我们住的那间公寓、墙壁上挂着的画，以及被他砸烂的那些家具一样。我在长大的过程中，明白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妈妈爱我，而爸爸不爱。
父亲的成就感来自于每天打开店门的那一刻，来自于给烤箱点火，来自于拉开百叶窗迎客，来自于每天关店门时把地上的灰尘从后门扫出去，当然，如果你能把他那种无动于衷的表现也称作成就感的话。他们家四代人都是做面包生意的，他只是按照父辈的教导在行事。他的标准是绝不屈服，他的风格是一丝不苟，他从来不会刻意讨好顾客。他是一个无趣又保守的人，做不出那样的事。实际上，他把每一个走进店里的人都当作是潜在的敌人，是来挑三拣四、斤斤计较、花言巧语的人，但他的收入一直很稳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可靠的人。他不相信手下的员工，他自己一个人至少在做两个人的工作，他二十多年从来都没有缴过税。
他是一九四六年来到这个国家的。他给我取的名字是他从小长大的小镇的名字，那是在塞尔维尔一个离贝尔格莱德两百里的镇子，镇上几乎每个人都是游击队员。一九四一年，纳粹入侵，所有的成年人都被逼着在学校旁边站成一排，然后被枪毙了。小孩子留了下来，没人看管。我父亲当时差不多十八岁，但长了一张娃娃脸，侥幸逃脱。后来，他和一群游击队员在山区游荡了六个月，被抓住了。“二战”剩下的时间他是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一开始是纳粹的集中营，战争结束以后是盟军的难民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