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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了，够了。他昏昏沉沉地浏览着打印单，直到黎明时分。然后他迷迷糊糊地计算了一下时差，便给他在纽约的律师打电话。
弗雷泽按下了保密滤波键。律师只知道有委托人打电话来了，但电视电话屏幕上的图像却模糊不清，声音经过滤波处理后无法辨认。与其说这是在保护弗雷泽，倒不如说是在保护律师。因为新近在法学界出现了一些怪花招，于是律师们愈来愈加谨慎，不愿冒风险被指责为委托人的同谋。很快屏幕上便出现询问付费方式的问题。弗雷泽回答说把帐单寄到饭店来，于是屏幕上出现指令，让他继续通话。
“假如说我应当对一桩伤人致命的事件负责，当事件发生时受害者有很好的机会把我看得一清二楚。那么他们重现‘眼闪摄影’影像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取决于死亡过程中损坏程度有多大。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不是法律上特许不予泄露的内情吗？”
“抱歉。”
“甚至在按下保密滤波键的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吗？”
“是的。不过如果死亡的方式很独特或者说十分特殊，我怎么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必须知道更多的情况。”
“这事并不独特，”弗雷泽说道，“或者说一点也不特殊，但是我不想讲得很详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伤害不会引起脑外伤。我的意思是，不像子弹从两眼之间穿过或者掉进盐酸缸里那样……”
“我明白了。这事发生在一个大城市里？”
“对，一个大城市。”
“在密苏里、亚拉巴马或者肯塔基？”
“都不是，”弗雷泽答道，“这事发生在可以合法重现‘眼闪摄影’影像的一个州里。这一点毫无疑问。”
“尸体呢？你估计人死后多久尸体会被发现？”
“可以说几分钟之后就会被发现。”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弗雷泽犹豫了片刻。“就在过去24小时之内。”
“那么重现你那位受害者脑子里留存的他死时所见的一切就是完全可能的了，毫无疑问，已经重现出来了。你能肯定他死时正注视着你？”
“直盯住我。”
“我的猜测是，可能已经发出了捉拿你的逮捕证。如果你要我代表你，那么请关掉保密滤波程序，以便我能弄清楚你是谁，并且商量可供选择的办法。”
“以后再说吧，”弗雷泽说，“我想我还是逃跑为好。”
“可是你逃跑的机会……”
“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弗雷泽说道，“我还会打电话给你的。”
他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情况糟透了。昨天他发疯似的在大陆上空飞来飞去，把最关键的时间浪费掉了。本来他应该利用这时间转移资金，建立起安全的避难所……目前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已经开始通缉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在任何地方的银行存款都会被冻结，他在每一个机场出示护照时都会被审查，全世界都会对他发出各种各样的禁令。不过果真是那样的话，他们可能已追踪到他住的旅馆来了。显然他们并没有追来，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没有发现他用于东南亚商务的别名。看来这只是一桩十分平常的杀人案，可能最多只能算是二等凶杀，他们还有更为严重的罪行要侦破。弗雷泽是这样认为的。
他付帐后离开了饭店，也无心吃早餐，便直奔机场并用公司的信用卡买了一张机票飞往伯利兹。到了伯利兹后他又买了一张飞往苏里南的机票，在登机之前他试用他的个人信用卡支取现金，惊喜地发现他的信用卡并没有被拒绝。于是他提取了最大限额一笔钱，自然这便留下了证据：洛伦·弗雷泽这一天在伯利兹待过。然而他并没有以弗雷泽的名字旅行，他在苏里南也不会待很长的时间，当他们追踪他到那儿时（假设他们可能的话），他早就以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名字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了。倘若他不停地东躲西藏半年或八个月，也许他就能销声匿迹，使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他了。他们会永远追捕下去吗？他不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备案了事，然后将其忘得一千二净。当然他并不想一直逃亡下去，此时他已经开始想念起玛丽安娜来了，尽管她干下了这样的勾当。
他在苏里南的一家门面为淡绿色的荷兰小旅馆里待了三天，一边吃味道香浓的面条，一边等待警察来逮捕他，可是没有人来打扰他。他再次使用现金出纳机，键入他的公司的一个帐号，将一大笔钱转入苏黎世的安德烈亚斯·施密特的帐户下。七年前他曾用这个名字从事与津巴布韦的进出口贸易，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把它记得那么清楚。当他查看施密特的帐户时，发现里面已经有存款了，而且数额不小，同时他的瑞士护照也还没有到期。于是他请求驻圭亚那的瑞士临时代办为他准备一本护照副本。他乘快艇来到马扎鲁尼河边的法属圭亚那城市圣洛朗，又从那儿坐出租车到达卡宴，然后从卡宴飞到首都乔治敦。一个名叫查特吉的律师已经从瑞士为他取来了护照，正笑容满面地恭候他。他以施密特的名字继续旅行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他把有关弗雷泽的所有证件全部销毁，以免自己总想试探对弗雷泽的禁令是否已经发出。只有那种缺乏理智的蠢人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给他们留下线索，让他们追踪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倘若他们还没有通缉他（因为他谋杀赫维特），那么此时他们只会把他当成一个失踪的人。不管是哪种情况，反正最好还是忘掉他以前的身份，从此时此地起以施密特的名义行事。
这真有点滑稽，他想。然而他却十分想念他的妻子玛丽安娜。
他坐在人行道旁的咖啡馆里一瓶接一瓶地喝着红葡萄酒，心里老是想着玛丽安娜偷情的事。这真是荒唐透顶，这个蜚声世界的女演员竟然同这个笨拙不堪、骨瘦如柴的古生物学家通奸，原因何在？这怎么可能呢？她当时在博物馆制作广告——这业务实际上是由他弗雷泽帮助联系的，因为他是博物馆理事会的成员，而赫维特作为分管古生物学无脊椎动物科的负责人自告奋勇担当起广告制作的技术顾问。人人都说他心地善良。这件事显然耽误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他这人似乎单调乏味透顶，毫无吸引力，谁会怀疑他对这位光彩照人的电影明星暗怀淫心呢？任何人也想像不到这一点。事情必定是突然爆发的，也许是由于他们之间的某种化学物质的作用而引起，反正这事令人费解。人们开始注意这件事，并向弗雷泽递眼色，最终甚至连他本人也有所察觉。真正忠实而又充满爱心的丈夫通常都是最后才得知真情的，因为他总是对事情作出最善意的解释，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线索愈积愈多，直至事情不能再加以忽视，否认或给以别的圆满解释。当这类事情开头时，往往会出现一些小变化：他们开始阅读那种以前从来不读的书籍，谈论那些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话题，甚至躺在床上看一些新影片。后来彼此显露出真正的粗心大意，看起来好像是无意识地疏远，而实则是暴露了他们处境的真实面目。弗雷泽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这使他痛苦万分。在他俩的婚姻关系中以前并未出现过任何缝隙，可让第三者插手。尽管他拥有金钱和权力，可他从来不曾与任何女人逢场作戏，而玛丽安娜也不曾有过外遇。他是这样想的。他俩都是第二次结婚，满以为他们一定能幸福快乐地白头到老，可谁知却弄成现在这样一个局面。
“先生，再来一瓶吗？”
“不，”他说道，“是的，是的，再来一瓶。”他瞪眼看着面前的盘子，那上面堆满了香肠、甜面包和烤牛排。这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他肯定自己把每一种东西都吃过了。他闷闷不乐地切下一段香肠，不知不觉地吃起来，然后喝了一口酒。他们把这酒里掺了一半塞尔泽矿泉水，也许能帮助你更好地消化这一大盘一大盘的肉食。
后来他沿着灯光闪耀的狭窄人行道散步，只见那傍晚出门兜风的漂亮车辆川流不息。他看见玛丽安娜从一家珠宝店里走出来，她穿着加乌乔皮衣和有金色刺绣的紧身裤，戴的是绿宝石耳环。他哼了一声，仿佛遭到重重一击，于是把手肘靠紧身子两侧，好像是准备对付第二次打击。然后他看见一个举止优雅的阿根廷青年离开了路旁的一张餐桌，快步朝她走去。他俩哈哈大笑，相互拥抱，然后手挽着手飞也似的从他身旁擦肩而过，甚至没有朝他看一眼。可是马上他就回想起来：在这个时节全世界的妇女都打扮得像玛丽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