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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恨他们。他们不但伤害了我，也伤害了我身边所有的善良之人：爷爷和奶奶，母亲和姐姐，还有外公。可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不能做。
梦中发生的事让我感到畅快淋漓，也让我感到恐惧。爸爸已七十多岁，如果这样的梦有一天真的在现实中发生，足以要了他的命。
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更进一步说，“梦是一种抑制的、受压抑的愿望的伪装的满足。”梦境表现的是被压抑的冲动和愿望，所以梦境心理是常态心理的一部分。
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在其三到五岁的儿童期，就有仇父恋母的潜意识——“俄底浦斯情结”。俄底浦斯是希腊神话中杀父娶母的悲剧性人物，成为“仇父情结”的一个符号。
但我的儿童期“没有父母”。八岁之后到北京，知道自己有继母之后，似乎也未曾“仇父恋母”，虽然有的是对他们的疏远和不满。
据父亲说，在我一两岁时，他回南京探亲，曾为一事批评我道：“你这个小坏蛋！”。我当即反驳：“我不是坏蛋，我是好蛋！”引得家人哈哈大笑。爸爸在回忆此事时用一种复杂的表情叹道：“你从小就有主见！”此事我也依稀记得，这并不是幼年的我就具有了主见或幽默感，而是懵懵懂懂中觉得这个称为“爸爸”的陌生人没有批评我的权利。
对爸爸有打自心底里的蔑视和反感，是在我逐渐了解事情真相的三十岁之后；这和“俄底浦斯情结”似乎有点大相径庭；或者，是一个特例。
我的这种“情结”不但被道德和教养的“自我”所压抑，还被另一个梦不断地冲淡，那是一个人性和良心复活的梦。
作为一名教师，我有一个体会，五十岁以后的心态与二三十岁时显然不同；对学生多了一份理解和宽容，对自己多了一份反思。我有时想，父母已垂垂老矣，在他们人生的暮年，也应当能够反省自己的过去，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或许，我也能等到他们迟到的歉意，而且不会等得太久。我用这种人道主义的虚幻安慰着自己，用“以德报怨”的信条勉励着自己；因为即便是为了女儿，我也应当维护这个形式上完整的“大家庭”。
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梦中爆发了。
我想起媒体上报道的一些杀父﹑弑继母的案例，心有所悟：那些“使人恨“的家长，最终与自己的子女同归于尽，如此恶因恶果，不啻人伦的噩梦。显然，对于我来说，我的“如真实的噩梦”，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竟是“如噩梦的真实”；在心理状态上极其相似，不过是发泄的渠道不同而已。
或许，有这梦的宣泄，能减少人间惨剧的发生？或许，就是这些梦，反而成了暴力行为的启示？
我不知道答案。
但肯定的是，人的理性虽不能阻止噩梦；却能阻止这噩梦转变为现实。
幸亏我还没有失去理性。
我，奶奶，还有母亲，是忍让了太多，压抑了太多。
我暗下决心，即便我可以忘记过去的不公正，也不会再容忍新的不公正。
二。信贷消费之先驱
1998年9月7日，《北京青年报》的“金融时代”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百盛购物又添新招大型家电分期付款——一周来咨询者数万”；右下角有一张商家与我妻子交接电脑的新闻照片，说明文字是“邓老师拿到了分期付款买到的电脑”。
文章称：“邓老师也同许多京城老百姓一样，首次在现金消费以外接触到了一种新鲜的消费方式：信用消费。”
“邓老师是百盛接待的第一位分期付款的消费者。她与爱人共同从事教育工作，月收入加起来仅有2000元钱，唯一的女儿今年大学三年级，计算机专业，能够拥有一台个人电脑是女儿最大的愿望。为了这台电脑，邓老师一家省吃俭用已攒了三年钱，每月还要从牙缝挤出150元为孩子租电脑。”……
数万人咨询，第一个尝试；我们“一不留神”当了回第一。
女儿上了大学，并没有让我们松一口气，每学年三千五的学费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教师长了几次工资，生活已有所改善，加上零星的家教，我们两人一个月的收入达两千多元。孩子上大学每月要生活费不说，平时在计算机房上机都要按小时收费。后来学生们觉得还是租电脑合算，先是几个人合租，后来又个人租。计算机专业的不摆弄电脑不行，我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上万元的电脑太贵，恐怕等到女儿大学毕业也攒不够钱。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不指望父亲和“妈妈”能伸以援手。他们从来不过问，我们也不会求他们。
我从八岁到北京，精神上就已经独立；虽渴望家庭的温暖，愿意得到帮助，但从不依赖别人，也看不起那种成年后仍依赖父母的“爹养娘饭小儿曹”。
所以百盛大厦的信贷消费还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不过报道里没有提到的是：我们自己的钱不够，百分之五十的首付款中还有岳父支援的一部分，为了女儿，我们接受了这个帮助。
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苟言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什么朋友来往，因为他没有朋友。
有一回我和老二聊天，说到现在报上老在讲“三个代表”，也不见解释“三个代表”的内容是什么。他正坐在旁边，激动得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来告诉你们！三个代表就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熟练得像学生背书。
他坚持订“党报”，天天学习，自觉紧跟。当初，他“拥林”和“批林”一样的积极，“学邓”和“批邓”一般的虔诚。别人还会在私下里发些政治牢骚，但他绝对不会。家里讲的，一定是报上写的，一定是领导在会上说的，保证是一个字不差。
对于他来说，思想犹如吃饭一样简单，而且吃什么补什么。他的首要问题就是凭借嗅觉获得要吃的东西，而这只要有一只跟风的鼻子就够了。
老四事业顺利，从售货员到会计，由会计到经理，买了一辆二手捷达车；有一回开车送父亲去单位报销药费，他一下车逢人便解释：
“这是我儿子买的车，不是公车，我是不会占国家便宜的。”
这是听“妈妈”后来讲的。连她都埋怨：
“你也不是领导，你说这些干嘛？”
父亲不答，一副我行我素的神态。
这已不是什么政治信仰，而纯粹是一种政治表现或政治表演。
如果说以前是为了入党，主要是表演给党组织看；现在的表演，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我能看透他这种近乎变态的表演。
他一生欠革命的“债”，因为对待革命，他也玩了一次“信贷消费”。
当年携表妹出奔，若是跑到别的什么地方躲一两年，也就罢了；可他非要戴一顶“红帽子”以正视听。革命队伍的人想必也不像他想的那样好糊弄，带个漂亮女人来“革命”，怎么看怎么像是私奔。他革命的“首付”空洞而可疑，连自己也心虚。
所以他要不断地付出，不断地积累革命的资本；他要和那个私奔的卑劣自我划清界限，他要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否则他无法归还自己欠下的心债，无法圆当初的弥天大谎。
一生正人君子的表演，为的是掩饰二十五岁时的荒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修炼，这种表演已融入了他的一言一行；连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演技，甚至于忘了这是演技，以为自己就是个“本色”演员。
这是个忘记了下场，或已然是下不了场的演员。
这是一个被虚伪“格式化”的大脑，任何假话都无须再进行思想，可以自然地流露。
一辈子假面桎梏，自欺欺人；这是命运对他的嘲弄，还是命运对他的惩罚？
“你爸爸说想活一百五十岁呢！”
“妈妈”说。
十分注重保养，看起来比他的年龄年轻许多的父亲一脸的自信：
“这是‘参考’上登的，科学家说的，只要保养得好，人人都能活到一百五十岁。”
祈望多寿固人之常情，看了报就给自己定指标的还真不多。
有一个笑话：五代时的王溥，别的已知足，惟独贪寿。找来瞽者算命，问寿命几何，瞽者说王能活到一百三四十岁。王十分高兴，又问：“这中间有什么疾病吗？”瞽者掐算说：“到一百二十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