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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送葬者尽哭，哀动傍人，莫不为酸鼻挥涕。关吏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关候垂泣，终日不能忍决，乃曰：“母子有义如此，吾宁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让，安知孰是？”遂弃珠而遣之，既去，后乃知男独取之也。
《珠崖二义》大意是：南海珠崖（珠崖县，属合浦郡，在海南岛，一说在雷洲半岛。合浦今属广西北海市。）产珍珠，按当时法律，珍珠为朝廷贡品，私自携带入关当死罪。珠崖县令死后，其后妻携前妻之女及己之幼子送丧回原籍，在海关被查出在镜奁中有十粒珍珠。前妻之女和继母争相担责，其实是继母的九岁幼子不懂事悄悄放进去的。此二女推让争死，一慈一孝，所以称之为“珠崖二义”。
（注3）《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子道：‘肋条离心甚远，怎么就好？’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众人听说，都笑起来。”“偏心”就是一种偏爱（失于理性的爱）。
（注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四．自欺的证明
九十年代初，大概是九二年，七十多岁的父亲终于入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那是在一次看望他们时“妈妈”说的：
“知道吗，你爸爸入党了。”
说这话时，爸爸在一边流露出一种得意的神态。
“妈妈”抱怨：
“这么大岁数还入党，也不知图个什么，还得交不少的党费。”
多年的坚持，终于感动了不甚了解他的丰台区老干部处的党组织。从表面上看，四十年代投
身革命，半个世纪的追求始终不渝，确实让人感动。
我也在想，父亲如此地执着，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或许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想过入党作官；但他更想要的是证明他自己。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队伍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抱着形形色色目的加入的“同路人”，这个观点在五九年“反右倾”时被充分发挥，康生写过一篇文章，指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抛开这里“左倾”的成分，“同路人”的观点倒是说出了一个事实：的确有抱着形形色色目的加入革命的假革命。
父亲当年参加革命，不过是要证明他（他们）抛妻弃子的不道德行为是“革命”的。
我想不出，父亲在四六年还能找出什么别的理由，还能跑到什么别的地方，才能给自己“淫于新婚而弃其旧室”的行为罩上一层“正确”的光环，才能逃避舆论的谴责，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说，当“里比多”（Libido）——即“爱欲本能”被家庭和舆论所压抑时，他（他们）找到了一个“合理”释放“里比多”的出口。
所以他带着表妹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此后他五十年的孜孜追求，他的“左”得可爱的怪癖，均来自急于证明自己的潜意识。大概是表演得有些过头，得不到组织和群众的认可，甚至觉得他的入党动机可疑，所以一直不被接纳。像所有失去愈多愈不愿罢手的人一样，他退休后的执着所体现的不过是一种补偿心态。
其实，他的入党已证明不了什么，党员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一点“地球人”都知道。
姐夫是学军工的，上大学时就入了党；姐姐说她入党前曾写信给父亲，要他提供相关的个人材料，父亲居然拒不回信，一点“同志”的道义也不讲。
五．教育诗篇
也就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之间，改革开放的春潮涌动，教师却一下子沦为最贫困的阶层之一。
不是教师的工资低，而是教师除了工资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各行各业大发奖金补贴，个体户更是大赚其钱。随着物价的上涨，教师们叫苦不迭。一位老教授作诗道：
“勉保残躯到劫余，春风浩荡又何如？依旧牢愁卧贫窟，谈何容易长安居。君不见，街巷纷纷个体户，垂手千金若神助，累卵还能买汽车，天下哄传养鸡妇。……”
俏皮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菜刀的，教书的不如卖书的”一时间流行，教师中的能人纷纷“下海”，我们教研组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就是连工资关系都不要，坚决“下海”经商去也。
校长为安定军心，开始“一手抓教学，一手抓创收。”靠出租房子，招生时拉“赞助”等有限的方法给教师谋点福利。
在这段困难的时期，妻子的家庭给了我们一些资助。妻子的妹妹和妹夫在“东炼”（东方红炼油厂），妹夫还是个中层干部，不时的把单位发的大米，食油等送到我们家里；到了月底，岳父有时还塞点钱给我们，帮助我们度过“青黄不接”的难关。
困难归困难，书还得教。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教师，一站到讲台上就“荣辱皆忘，病痛不知”，完全进入角色，简直就是一种“职业病”。另一方面，由于教师的社会地位低，师范生难招，学生难教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自称是达尔文“斗犬”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也是个教师，当然是教大学的。在他的着作《论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一书的序言中写过这样的话：当教师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因为有两种学生你是无能为力的：一种是能学而不想学，另一种是想学而学不好。
这是站在教师的立场上看学生，如果站在自省的立场，教师也有两种让人伤心的类型，即“能教而不想教”与“想教而教不了”。
我从教几十年，感觉是：为师总有伤心时，若是教到动情处。
学校是个送旧迎新的地方，每届熟悉的学生毕业，我整个暑假都怅然若失，虽然也觉得好笑，但就是不能自己。
教师是一个感情高度投入的职业。在教育和教学中能够收获愉悦，也会得到烦恼；有时你觉得自己是游刃有余，有时又觉得自己是万般无奈，这其中的喜怒哀乐，非局外人所能体会。
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我比较倾向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比较反感所谓的“母爱教育”。
现在的年轻教师都熟悉苏霍姆林斯基，很少有知道马卡连柯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篇》影响了像我这个年龄的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马卡连柯（18881939）的教育思想虽然有那个革命年代的印记，但与他同时代的人也赞扬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是认为宪法里虽然没有写出“爱”字，却真真实实写出了“人”字的教育家；他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真正的人”。
他认为对待学生如同对待花朵一样，真正的园丁要有一种高于情感的理智：
“对待花不应该只是叹赏﹑亲吻，要手里拿起锹铲﹑剪刀﹑喷壶，应当准备好梯子；如果我们的园子里有了虫子的话，还要准备杀虫剂，……即使花有些不愿意接受也无妨。”
“在需要的时候，教师甚至于应当变为独裁者。”
所以，我是认为“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的那种老师。学生虽然爱听我的课，对我严格严肃的形象还是不无调侃，有一届学生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格格巫”，那是动画片“蓝精灵”里摆弄试管和烧瓶，不时与蓝精灵对抗的有趣角色，倒有几分贴切。我知道后并不生气，有时还和别人提起以自嘲。
几年前的暑假，我给一个从加拿大回国探亲的小留学生作家教，看她的作业时，发现有一次作业后面不是通常写的“good”或“excellent”而是“thankyou”。我感到奇怪，她说这次是忘了写作业，老师让她补上，然后老师就写了“谢谢”。
对于中国教师，或起码对于我来说，这么做简直是不可思议。
马卡连柯也说：“教育学是最辩证法的﹑最生动的﹑最复杂的﹑和最多种多样的科学。”受这位加拿大同行的启发，后来我也在试图改变自己。
一九九五年，我通过了高级讲师的评定。在评定职称时还有一个插曲。师范学校属中专，职称评定要通过外语考试。我初中时学过的那点俄语早已忘得差不多了，幸亏我在文革后的学外语大潮中坚持自学了英语，不但轻松地通过了考试，还把自己的“译着”当做职称评定的一个砝码。
还是在密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