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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愧的是，那些枯燥的“栽培”“遗传”课程我听着听着就走神，老师问一句：“明白了吗？”我楞楞嗑嗑不知说什么好。即便是这样老师也没有不耐烦，我只好强打精神，不敢再有懈怠。
农校的劳动较多，除了农忙以外，平时各班轮流参加农场的各种田间劳作。夏天要钻进一人多高、密不透风的玉米田里耪地，冬天要抡大镐刨冻土修水渠。到十一月底地里还有未收割完的水稻，必须抢收；劳动委员领来白酒，喝一口酒跳进冰冷刺骨的水田拼命割一阵，腿冻麻了跳上来活动活动再干，没有人叫苦。
学习劳动之余还是有不少的乐趣。学校有许多文艺社团：民乐队，军乐队，舞蹈队，话剧团，合唱团等等。根据兴趣可以自由报名参加。各班也有各班的特色，我们班是民乐之班，因为班上有民族器乐的能人，和我同宿舍的一位笛子高手据说是当时笛子演奏家刘森的再传弟子。有能人带头，个个都想试一把；于是纷纷参加了民乐队，从乐队借回乐器，主要是笛子和二胡，兴致勃勃地开练。
玩乐器的人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开始兴趣高，但技术差，叫做“别人不爱听，自己爱听。”如转化为自己也不爱听，那就失去了兴趣，到此终止。如能不离不弃，才可到下一阶段。
中级阶段：别人能接受，自己也入门，叫做“别人爱听，自己也爱听。”到此阶段可以自得其乐。
高级阶段：别人觉得很好，自己感觉技有未精，叫做“别人爱听，自己不爱听。”那是进入了“内行听门道”的境界，不练个十年八年是不行的。
你可以想象，一进入宿舍的楼道，耳中就充斥“初级阶段”吱吱哑哑的“音乐之声”时有多么的热闹。
但年轻人学东西就是快，加上有班里的高手点拨，没多久不少人便达到了中级阶段。
都说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我的体会是，要达到此目的，最好掌握一件乐器，那怕是粗通也好。
我是笛子和二胡都练，也都练到了可以自娱自乐的阶段，能演奏一些简单的独奏曲。
我喜欢二胡的柔和与韧性。尤其喜爱刘天华的曲子。
“良宵”的恬静，“病中吟”的婉转，“光明行”的坚定，消去了我的浮躁。
我也喜欢笛子的清脆和激扬。
我爱吹冯子存的“喜相逢”，前几个乐句下滑的花舌音，如同激动的心在颤抖；每吹奏这一乐曲，我都感觉好像有一支温柔的手在安抚我心灵的伤痛，我在向我的亲生母亲倾诉，和远在天边的亲人相逢。
“荫中鸟”活泼富有朝气，用笛子模仿林荫中各种鸟的鸣唱，几乎能够忘我；仿佛自己就是那只小鸟，心中充满了快乐。
如贝多芬所说：“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
喜爱音乐的人是幸福的。
伟大的作家是高尚的人，与他们的精神交流也是我完成自我教育的重要一环。
我那时看的书很杂，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从名家的长篇小说，到诗歌、词赋以及传记、侦探、科幻无所不看。同学中也不乏同道，晚上躺在床上竞相背诵唐诗宋词是宿舍里的一乐。
当时翻译出版的俄国小说比较多，我喜欢托尔斯泰，契可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托尔斯泰的《复活》中，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骗了女仆玛丝洛娃，始乱终弃之后使她沦落为妓女，书中描写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玛丝洛娃蒙冤服刑后的忏悔以及他人性复活的历程。作者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倾注的人道主义精神令人感动。
我觉得，死了的人性是无法“复活”的，聂赫留朵夫毕竟还是有人性。
契可夫的短篇犀利而幽默，看他的小说如同看一出喜剧，轻松愉快又耐人寻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描写人性的堕落，善与恶的冲突，都令人心灵震撼。
六一年出版后就热销的《红岩》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很大。被称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教科书”。书中正直无畏不怕牺牲的江姐、许云峰、华子良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也是我们克服当时种种艰难的精神支柱。
外公的古典文学功底深厚，我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其中古诗词中的“入声”韵就让我搞不懂，因为念起来明明是不押韵的。外公告诉说普通话里没有入声，用南方话念就押韵了。他让我用南京话朗诵毛泽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果然就非常的顺。
有一回我写信向外公请教干支记年的问题，他的回信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张信纸，虽用钢笔写就，但字字工整漂亮，如同毛笔的小楷。为了让我能够明白，除了解释天干地支以外，从甲子开始，六十个干支组合按顺序排列，一个不差。这种近于“迂”的治学态度真令人敬佩。
我特别欣赏梁启超的一句话：“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即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以明日之我挑战今日之我。我就是在这样的挑战中吐故纳新，逐渐地完善自己。
在农校我们享受国家的助学金，扣除伙食费后每个月还能发三块五的零花钱，我们戏称挣“三十五大毛”。这“三十五大毛”用于每个月的生活必须品后所剩无几，但毕竟除了衣物以外已不用家庭负担，我已处于“半自由半独立”状态。
学校的文艺社团多，所以每学期都有几次全校性的演出活动；每逢此时，同学们都像过节一样兴奋。男生最漂亮的演出服是白衬衫蓝裤子，把衬衫下摆掖在裤子里面，系上腰带，个个精神抖擞，十足的神气。
蓝裤子好办，白衬衫就难免有点问题。不是有的同学没有，就是有而太破或太旧，旧到几乎不能再叫“白衬衫”了。有人说白的再脏也是白的，那是和黑的比；要是旁边有一个更白的，那就比黑的还难看。我的衬衫就是这种情况，与别人雪白的衬衫排列在一起，极不协调。为了维护集体荣誉，只好向同学借。仅是民乐队演出还好办，可以在班里借，要是全班大多数人参加的合唱之类就麻烦了。有一次演出，我正为借不到白衬衫着急，一个同学自告奋勇，说他认识低年级的一个男生，父母在国务院工作，白衬衫特多还特慷慨，我求他帮忙，他不一会儿就拿着一件几乎是新的白衬衫回来了。
我对这位不相识的同学产生了好奇。他瘦高的个子，是舞蹈队的成员，表演过舞剧“小刀会”里的“弓舞”，舞跳得非常好。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七八件白衬衫，谁向他借都不会拒绝。他父母的名字是保密的，连班主任都不知道，大家猜想一定是个高干。
国务院的大官也让自己的儿子上农校，我们对这个官还真有几分敬意。
到“文革”时才知道，他原来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注）
注：刘允真，刘少奇与前妻王前之子。无独有偶，主席夫人王光美也是他的继母。
五．思想汇报
由于我的进步，处分撤消了。丛老师鼓励我并给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入共青团。
我原来对加入共青团想也不敢想，一是受过处分，二是入团太难。我们班四十八个人，到三年级时才只有六七个团员。
但谁不想入团呢？团章上讲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胸前别一个团徽，那可是好学生的标志。
入团要写申请，申请之后组织上会指派一个团员为介绍人，然后要经常的与介绍人和团干部谈话，还要经常的写思想汇报。
团支部书记和我的入团介绍人对我都不错，也比较谈得来，我就怕写思想汇报。思想汇报不但要谈对团组织的认识，还要结合实际，剖析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源，体现世界观改造的过程。每个月起码应当写一份，表现好则要多写。班里要求入团的积极分子不少，有的同学一星期就能写好几份思想汇报。
开始还好写，我就把自己入学以后的错误加以分析，批判自己“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反复批判之后，就不知写什么好了；不能不写，又不能讲空道理，只好挖空心思地找一些身边的事进行“阶级分析”：比如哪天劳动时怕苦怕累了，哪天运肥时嫌臭了，都可以归结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那年寒假，我在家里写思想汇报，是开学必须要交的。我想来想去，忽然想到奶奶给过我一支在路上拣到的钢笔，这也应当是占小便宜的“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我就写了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