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鸱玫保坪跏钦嬲男闪恕２还斡钍治栈巴驳那榭龌箍梢韵阜治郑阂恢质强ɡ璒K厅里，一种是班级联欢会上，一种是小便的时候。
还有一位叫刘硕，也有着粗黑的眉毛，再加上那把浓密的胡茬子，会让人怀疑，如果他连续三天在清晨没找到刮胡刀，就会变成萨达姆，一个星期没找到的话，绝对是马克思或者太上老君。昨天晚上隔壁宿舍排座次，刘硕年龄最大，赢得了“老大”的称号。其实他并没有我大，可惜评选的时候我不在，导致几年来都要违心地称呼他：“大哥！”他经常安慰我说：“先到为君，后到为臣，认命吧！”我看自己的胡子没他那么长，由此也不敢表达心中愤懑，整天为此事郁郁寡欢。这种状况持续到大四，我终于找到一个放下心事的理由。因为有一天我在《诗经》中偶然看到一篇曾经很熟悉的小诗。诗是这样写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我想，硕鼠硕鼠，不就是大老鼠吗？刘硕的意思也就是刘大咯！多年来我叫他老大也只是称呼他的原名，根本不存在什么辈分问题。想到此处，心中一阵畅快。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选手李兵，他体重系数，转体两周半就可以变出个笑话来。往后的日子里，我从这位兄台嘴边学到不少京味十足的语言技巧，比如：“你丫是不是人？”“这饭倍儿香！”但我学到手的只是皮毛，并不是李兵运用语言的天赋——天赋是学不来的。他嘴里经常冒出一些名言，针对特定的事情既有概括性，又能上升到哲学高度。比如我曾经穷得丁当响，李兵安慰我说：“有条件的人追求快感，没条件的人追求真理。”一句话讲得我暖洋洋的，误以为自己真的在追求真理。再比如，隔壁班有位音乐发烧友，有空喜欢跟人吹把散牛，吹的内容无外乎某张CD如何地好，某张CD如何地坏，这些简单的话题往往又被他扯到某唱片公司的录音师不够专业，录音的时候喜欢吃根香蕉之类的。李兵为了保护大家的耳膜，就劝导发烧友：“音乐不是CD的简单累加。”从此，该发烧友苦练乐器，最终成为交大贝斯手的一代宗师。
八个人在屋里寒暄的时候，忽然有人用生硬的普通话在门口喊：“大家好，我来晚了。”我们痴痴地看着来者，见他手里提着党卫军式的摩托车安全帽，匀称的身材，细细的眼睛，绝对不像中土人士。蒋进从人群里钻出来，挽着来者的胳膊说：“大家认识一下，这是来自日本的森一郎同学。以后我们在一个班。”大伙儿热情地向森一郎打招呼，对他充满了无限的兴趣，并七嘴八舌地问问题，一时间搞得他有些混乱。
“森一郎同学，你为什么叫一郎呢？”
“因为我在家里是老大。”
“拼命三郎就是老三咯。”
“对啊。”
“那山本五十六是怎么回事呢？你能解释一下吗？”
说起这个森一郎，他上过报纸，上过交大的舞台，平时忙着打工，很少在教室露面，由于缺课太多，大三结束的时候不幸接到了留级通知。原本，他铁定心要留中国的，多读一年书也只是增加些文化素养，可惜同来的却不能同去，算一种遗憾。森一郎留级以后，我们经常小聚。同学们之所以喜欢和森一郎在一起，很大程度是因为他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平时有什么笑料，其余人会立刻大笑，但由于语言障碍，森一郎必须把汉语逐字地输入大脑，再转化成带有幽默色彩的脑电波，此过程往往比正常的中国人滞后两秒，此时，众人的笑声已经停止，森一郎一个人开始开怀大笑，嘴巴张得像鲤鱼；等他乐得差不多了，大家又被他那滞后性幽默惹得笑起来，也就是说，有森一郎在，一个笑话可以笑三次。
虽然是日本人，森一郎在本质上却很朴素。比如说，他抽烟的时候酷得像个牛仔，我们都叫他“牛仔酷”。他对这个称号颇有微辞，不时地教导我们：“你们不能光注意别人外表，你们要感受那种发自内在的酷。”我们听了他的教诲，十分惭愧，于是改称他为“内酷”。他还是不满意这个称谓，骂我们是“只关心穿着打扮的庸俗人群”。
谁说吹牛不是素质教育？
择日不如撞日，既然人已经来齐，就去校园里逛逛吧。蒋进来得早，昨天有师姐陪他逛过，他就勇敢地充当了向导。
“这里是思源湖。很漂亮是吧？不过师姐说，独自一人少来这种地方，不安全。”
“为什么？”
“师姐没说。”
“那边是物理楼——闵行校区最高的建筑物。师姐说，没事不要去爬那个楼顶，尤其是晚上，不安全。”
“为什么？”
“师姐没说。”
“前面是包玉刚图书馆，师姐说，里面很有趣。”
“为什么？”
“师姐没说。”
敢情这师姐是家教做多了，专给小同学留问题的。也说不准她是要学大师，尽讲些有头无尾的话，让后人自己去摸爬滚打，继而在几年后带着无比崇敬的口吻说：“大师有言在先啊。”
从校门口走到宿舍的路有两条：大路和小路。大路会经过教学楼、食堂和女生宿舍；小路则绿茵葱葱，似乎静得有鬼无人。我已经打算好了，哪天头发洗得干净，心情愉悦，就走大路；哪天想浪漫一把，就走小路。这是我进大学来第一个长远的打算。
夜里，我们在宿舍的地板上铺一些报纸，坐在上面吹牛。
曾小明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东北音；唐文的普通话是发音不清，偶尔会东拉西扯；我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时常感觉表达不到位，只能辅以手势；小马的倒是挺标准，但他很少说，只是抿住嘴听我们讲，然后呵呵地傻笑。
大伙儿对我的云南背景似乎很感兴趣，总是不停地提问题，尤其那个唐文，简直就是标准的《十万个为什么》。
“你们家是不是住竹楼？”
“我们住草房，山区的人才住竹楼。”我尽量满足他的求知欲。
“你们家养孔雀吗？”
“养，当然养。我们不养鸡，蛋也吃孔雀的。还有大象，出门不打的，骑大象。有一天我骑着大象去看电影，把它拴在电影院门口。谁知道影片太长，那家伙等我等得打起瞌睡来，一下站不稳，把人家的墙靠塌了，害我赔了二百五，回家后就饿了它三天。”
“真的？”
“你去了就知道。”
“你们那儿海洛因很多，是吧？”
“是啊，在米店里卖的。”
“你们那儿的治安好吗？”
“当然好了，我们也是法制社会呀，杀人要写检讨的哦。”
“哎，真是太神奇了，有机会一定去云南看看。”唐文嘴上这样说，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想：云南这小子想必没有开化，往后的日子里可要防着点儿。
“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当然咯。你们听过云南十八怪吗？”我问三人。
他们摇摇头，等着我往下讲。
“俗话说云南十八怪，见了你别怪。这第一怪：火车没有汽车快。”
“为什么？”
“因为云南都是山，铁路都修在半山腰上，自然跑得慢了。”
“还有呢？”
“第二怪，三个蚂蚱一盘菜。”我的话一出口，看见曾小明显出难以接受的表情。“第三怪，草帽当锅盖；第四怪……”念完十八怪，我也奇怪了，自己原来出生于这样一个风情万种的地方，要不是出来看看，还以为全世界都一个模样呢。
“鞍山怎么样呢？”唐文又转过去问曾小明。
“我们家就是个巨型的工厂。以前还是很繁荣的，这几年下岗的工人比较多。”
说到下岗，几个孩子沉默了。
“现在工人日子不好过啊，当官的照样大鱼大肉。”一直不说话的小马忽然讲出一句。
说到贪官，唐文又想起什么，问我：“红塔集团的褚时健不是你们那里的吗？”
“是啊，他家和我家只隔了个广场。”我终于对唐文讲了句真话。
“鞍山的冬天很冷是吧？”唐文接着问。
“还可以，就是出门麻烦一点。”曾回答。
“路不好走吗？大雪堆到膝盖，刺骨的寒风割在脸上，一不小心，还会被冻起来的冰面滑倒。是啊，这路的确不好走。”唐文自言自语地做了一番分析，看来他对东北的理解明显胜于云南。
曾小明乐呵呵地看着唐文，说：“你的，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更麻烦的是人的自身问题。”
“衣服穿得太多，行动不方便？”唐文接着分析。
“不，出门要多带一件东西——小木棍，以防上厕所的时候有液体冻成冰柱，要一边释放一边敲。”
“哦，我明白了，你们必须不停地敲击自己的腰杆，天太冷，人的新陈代谢总是很慢。”
“我敲你的头！”曾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