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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出方从哲所料，皇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皇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朱常洛。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这使方从哲感到吃惊，因为他明白自己与郑贵妃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如果有人说红丸是由自己引进的，再把它和崔文升联在一起，很自然地会形成一个育计划的弑君阴谋。朝议一起来就很难平息，自己将成为众矢之的。虽然对这些他已有预料，但绝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得这么快。好在他在皇帝殡天那天起就已想好了对策，他满有把握地认为，群臣现在纷纷上本，是由于不了解真相。如今只要把皇帝的遗诏发下去，群情自可平息。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的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百般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方从哲以为这对堵住各言官的嘴可能会起极大作用。但他绝不会想到自己走了一招最愚蠢的棋。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更把方从哲与进红丸紧密地联在一起了。大家把遗诏当成了方从哲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许多言官直言不讳地把方从哲也列入弑君的行列，请求惩办崔文升，李可灼，并严查幕后主使的声浪愈演愈烈，到这个地步，方从哲也感到有点招架不住了。
在天启初年的内阁中，辅臣韩算是威望最高的了。“红丸案”发生以后，尽管群臣纷纷上疏追问，韩却始终一言不发。这令方从哲十分恼火。十月四日，在内阁里议处政事，方从哲问韩：“李可灼进红丸从始至终你都清楚，为什么不出来说上两句公道话？”谁知韩只是微微一笑，根本没有回答。方从哲真不知这位辅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其实韩一直在注视着群臣的动态，他对方从哲的无过受责也寄予很大同情，但是他看问题要比方从哲远得多。依他的主意，对群臣要求查清红丸案、追惩幕后人的奏折，本就应采取听之任之不加可否的态度，这样很可能喊一阵就自然的息声敛气了。方从哲过早地跳出来，又是颁遗诏，又是命人申辩，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套锁链。如今方从哲成了众矢之的，而自己也是陪同进药的阁臣之一，群臣攻击方从哲，未必对自己就没有猜疑，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出来为方从哲辩护，其结局将会和他一样陷入被动局面，那么要澄清此案就比登天还难了。韩的这番苦心，方从哲怎么会知道呢？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了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邹元标则厉声切责：“首辅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其无心，何以自解于世。”这孙慎行和邹元标都是朝巾最孚众望的大臣，素以忠正耿介著称。尤其是邹元标，当年曾因反对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受过很重的杖刑，被时人誉为“五直臣”之一，声震朝野。他们的奏折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丁基调，方从哲纵有一万张嘴也难以辩驳了。捧着这两道奏本，方从哲双手不断颤抖，他回顾这几天为平息众怒所做的努力，感到自己并没有走错棋，比如在会见群臣时，他曾严正地指出：“崔文升、李可灼进药，均系先皇所请，如说内中有阴谋，首先要使先帝蒙受一个不得寿终的名声，凡属臣了，于心何忍？”这本是一个理直气壮的回击，足以使那些气势汹汹的言官望而却步。谁知这个回击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如同火上浇油，使追查的声势形成了一股狂流。先前弹劾他的还只是些言官，现在连不少大臣也挺身而出了，先前的奏本还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以隐指为主，现在干脆指名点姓地骂起来了。更有甚者，有的奏本还翻起了老账，把方从哲依附郑贵妃的丑事都抖露出来了，最后终于导致了孙慎行、邹元标的奏本……秋风起了，宫院中落叶满径，寒气从门缝、窗缝中钻进来，使人遍体生凉。方从哲此刻连心里都是凉的，他感到再也无力抵挡这些严厉的切责了，想不到居官一世处处仔细，苦心钻营，竟落了个“弑君”的罪名。事到如今要想保全身家性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上疏请求归隐。方从哲思来想去，终于选定了这个退身之计。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
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之久的老臣，在萧瑟的秋风中，凄然地离开了京城。卢沟桥的长亭前，芦荻萧萧，落日斜映，断鸿声声，一派肃杀景象。方从哲举起酒杯，对前来送行的几位幕僚发泄了一番感叹。一阵寒风卷来，他那花白的胡须在风中飘洒，越显凄然，以至送行的幕僚都落下了伤心的眼泪。方从哲走了，在荒草侵径的小路上，在乱云与荒草接壤的天尽头，在落叶飘零的秋风中，孤独地走着一个被从统治集团中倾轧出来的失败者，但是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就在方从哲离京后不久，又一批严查红丸案内幕的奏折送到天启皇帝的案头。这位十六岁的少年皇帝一生也算是充满坎坷了，还在幼年时节，自己的生母就因被人殴打而病死，而父亲一直得不到万历皇祖的信任，几次差点被废掉皇太子的称号。好容易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却又大病缠身，如今又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这使他心中蕴蓄着一股报仇的情感。方从哲恰好成了他发泄仇恨的对象。所以当方从哲乞归的奏本上来后，他一点也不留恋地准了本，而现在群臣并没有因为方从哲的被贬而停止对他的攻讦，就更使天启帝觉得方从哲逃不脱弑君的罪名了。但碍于从哲乃是三世老臣，一时不好给予过重的处置，所以天启将这些奏书都留中不发，以观动静。这天上午，天启皇帝正在群臣的奏折中寻找指控方从哲的本子，却忽视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字体，仔细看来，却是方从哲从致仕的老家发来的。奏疏写得很恳切，疏中说：“离京后无时不注目朝廷，知道群臣还在先皇考殡天事上纠缠不休，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老髦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看罢奏折天启又有点同情起这位老臣来了，就把原疏发内阁度议。他没有想到，这正是远在江南的方从哲希望他做的。
在处理红丸案的过程中，方从哲是走一步错一步，只有这最后一道奏疏算是走对了。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一是以恳切的言词，严厉的自责来平息公愤，二是希望唤起一些朝臣的同情，能站出来替他说上几句话。结果两个目的都达到了。群臣在议论方从哲的奏折时，已有人为他鸣不平。不久，刑部尚书黄克缵、给事中汪庆百、御史王志道等纷纷上书，要求立即刹住追查大行皇帝暴卒之谜的舆论。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如果纠缠下去，朝廷不宁，且陷先帝以非善终之地，与皇家名声也不好听。这样的理由如果从方从哲嘴里说出，就能引起众怒，而从其他官员嘴里说出，就显得有些道理。但天启认为这种辩解并没有搞清红丸案的真相，一时难以决断。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终于站出来说话了。韩以一个亲历者的资格出现，把当时他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才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个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并绝不趋炎附势，很受群臣尊仰，而且他和刘一憬都是在进红丸的前几天才入阁的，与原内阁中的党派之争没有关联，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皇帝圣旨颁下，“将李可灼削官流戌边疆，崔文升逐出北京，发往南京安置。”一场轩然大波，到此总算结束。但是朱常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猝然暴死？李可灼所献的红丸究竟是什么东西？却一直是个谜。三百余年来，尽管史学家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