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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赵义是在本胡同居住多年的老人，一看尸体立刻认出她是住在胡同南头的张孙氏。再看看扔在尸体边上的筐子，不觉一惊，因为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四冰果”三个黑字，这分明是张柱的水鲜筐嘛再看看筐内的东西，地保暗暗为张柱叫起苦来，心里想：“张柱哇张柱，你这个大老实人，怎么会裹进杀人案里去了呢？”但是东西明明摆在那里，自己如何隐瞒得住？所以当番役们再次询问时，赵义不得不据实禀报。这时“胡同里出了杀人案”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不少人围拢过来，看着尸体摇头叹息。过了不久，只见一位二十出头的姑娘神情张惶地跑了过来，她颀长的身材，纤纤细腰，体态窈窕，一张瓜子脸，两道浓黑的柳叶眉下是一双明媚的杏眼，颇有几分姿色。此刻她的眼中满蕴不安之色，分开人群，一见尸体立刻双眼圆睁，“哇”地叫了一声，就晕倒在尸体旁边了。地保见状，急忙召唤了几个围在旁边的女人过去扶持，一面向东厂番役禀告道：“这是死者的女儿张秀萍，死者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张福，这几天没在家中。”番役们合计了几句，吩咐地保道：“你且找人将尸体收敛，并火速告知她的儿子，令他前来料理后事，我们去捉拿凶手。”说罢从身上取下刑具，顺着足迹搜寻下去了。
自凌晨被女尸吓破胆后，张柱本来好了的病又发作了，他慌慌张张地跑回家，只说了一句“吓死我了！”就一头扎到床上起不来了。张母见状万分焦急，连忙过来询问，只见儿子脸色煞白，双拳紧握，身子不断地颤抖。再看看身上，上衣前襟有斑斑血迹，一双新换上的布鞋也踏上了血，尤其使她吃惊的是儿子的右手上，也沾着血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守在张柱床边问了半天，张柱却只是摇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张母无奈，只好打了一盆水，把儿子手上的血迹洗净，又费了不少劲儿帮儿子脱下血污的上衣，泡在盆里。那双新鞋已被血染脏，看来没法穿了，只好拿出去抛在墙角的垃圾堆里。料理完这些事，她才想起儿子自半夜出门还没吃饭，急忙到厨下取出几个鸡蛋，准备做饭。这时，大街门却被砸得“咚咚”直响。张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活了五十多岁，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猛的砸门声，心中不觉一颤，一种不祥的感觉上了心头。她有点慌乱地放下鸡蛋，站在院子里问；“谁呀！”听到外面喝喊：“少废话，快开门！”张母知道大祸就要临头了，猛然想起从儿子身上脱下的衣服和扔在墙角的沾着血的鞋，她意识到这些东西可能会对儿子产生威胁，于是发疯般地跑到墙角拾起鞋，刚要藏匿，大门已经被撞开了。几个番役满脸凶气地冲进来，一把夺过张母手中的鞋，看了一眼，冷笑着说：“怎么，要销毁证物？’：张母又惊又怕，嘴里喃喃地说：“不……不……”，带头的番役不再搭理张母，下令“搜”！这些番役都是久在东厂的侦缉老手，没有费劲就把泡在盆里的衣服提了出来。由于泡过血衣，盆里的水已变得殷红，番役更加理直气壮，冲进屋去就把张柱揪了起来，张柱此时只觉迷迷糊糊，混身发软，一名番役“哗啦”一声抖开锁链，套在张柱脖子上，连拉带拽地把他拖出屋来。张母见儿子被锁，“咕咚”一声跪在地上，哀求道：“我儿子有病，请公公们饶了他吧，我愿替儿子去东厂。”番役们见张母拦路，飞起—脚踢过去，可怜张母一个枯瘦老人，怎禁得起如此猛踢，当即昏死过去。带头的番役喊声“走”，其余几名番役抬起张柱，扔到马背上，然后翻身上马，横冲直撞而去。
当番役们的马蹄声消失后，张母从昏迷中醒过来了。她望了一下自己的小院子，只见街门倾坏，杂物狼藉，一副被劫后的凄惨样子。她下意识地叫了一声“柱儿”，却没有听到回音，这时她才从迷朦中清醒过来——柱儿不是让东厂抓走了吗？想起平日母子相依为命，想起老实善良的柱儿对自己的百般体贴，想起今天早晨发生的桩桩奇事，她心中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她想挣扎着坐起来，可是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左肋下被番役踢过的部位一阵阵疼痛，她不禁痛楚地呻吟起来。
邻居们过来看望了，他们心里都好似揣着一个闷葫芦，对今天发生的事感到不解。从张柱平日的为人看，谁也不相信这个热情善良的青年会去杀人，可听了亲眼见到尸体的人绘声绘色的讲述，又谁也无法否认张柱与这桩杀人案有解不开的关系。他们现在来看望张母，完全是为了报答张家平日对自己的帮助和周济。张母饮泣着，脸上那种凄苦的表情，也感染了邻居，有人偷偷地陪着她掉起眼泪来。他们把张母扶起来，搀扶着走进屋去，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安慰起来。但是失子的惊痛，家破人亡的悲怆，以及为儿子担扰的心情，交织在张母的心中，什么样的安慰能够驱散得了呢？张母挣扎着走下地来，打开张柱平日使用的小柱，颤巍巍地取出了几件平日穿的衣服，又把一条薄被小心地叠好，打成了一个小包。她想起厨房里还有刚刚煮好的鸡蛋，就跌跌撞撞地走到厨房，把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碗里，用一块炊布包好。她知道不管是谁，只要被抓到东厂，是不会轻易放出来的，而自己现在所能做的，只有给儿子送几件衣服和一点吃的了。她语无伦次地向邻居们致了谢，请大家回去，然后背起小包拄着一根竹杖，拖着疲倦的身躯去东厂看望儿子了。
但是张母来晚了，张柱被抓进东厂后，立即遭到了严刑审讯。被害人张孙氏的儿子张福，在张柱被抓回之前，已经先赶到了东厂，投上了指控张柱杀人的状纸。当时在东厂值班的是一位名叫李青的理刑百户——按照当时东厂的编制，东厂的最高官员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担任，官衔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俗称“督主”或“厂公”，他的底下有一名掌刑千户和二名理刑百户，俗称“贴刑”，“贴刑”下还有掌班、领班、司房等官员，都是专司侦缉工作的。平日里“厂公”并不常到厂里来，一应人犯都是由“贴刑”进行审判。这“贴刑”心肠最狠，审理案件总是用酷刑逼供，恰恰李青又与原告张福有过一些交往。他接到张福的状子，正待发签拿人，番役们已将张柱擒来了。李青验看了杀人的物证——竹筐、镰刀、绳索，以及从张家中搜出的血衣、血靴，已完全认定张柱是凶手了。所以张柱一被押上堂，李青就立逼他招供杀人之罪。张柱平日虽然胆小，但却有股耿直劲儿，在公堂之上，把自己如何发现死尸，如何被吓得惊惶逃走，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李青哪里肯信，吩咐动用大刑，一个时辰之内连施两遍夹棍、一次烙铁，又搬出了最残酷的灌鼻、钉指等酷刑。可怜张柱带着病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当行刑人把一根根竹针从他手指甲拔出来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不过张柱还算真有骨气，一股犟劲儿上来，任你百般用刑，就是不肯招认。李青审理过的案子也不少了，还没有遇见过一个像张柱这样在如此充分的证据下至死不肯招认的人，也感到十分棘手。刑讯一阵后，他实在疲倦不堪了，就下令把张福的状纸，连同张柱杀人的物证一起转到了刑部。
当张母赶到东厂时，张柱已经被关进了刑部大狱，张母寻不着儿子，泪如雨下，为了打听到儿子的下落，又扶着竹杖追到了刑部。但刑部衙门深似海，那帮如狼似虎的衙役们见张母是个穷百姓，没有银钱孝敬，就一个个横眉立目，连搡带推地驱赶她。张母辛辛苦苦带来的衣服包和十几个熟鸡蛋，全被衙役们夺了过去，扬洒了个干净。善良软弱的张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得满含悲怆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刑部。
刑部堂官接到东厂的移文后，不敢怠慢，当天就把奄奄一息的张柱定了个斩罪。尽管没有口供，也没有犯人画押，但由于案子是由东厂发下来的，所以不必强求手续。张柱被当堂砸上了枷、镣，押进了死囚牢，只待禀明刑部掌印官员，用印后就可押赴刑场了。但是就在这桩冤案已经铸定了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案情有了转机。
夏日的黄昏似乎特别长，太阳已经坠下山了，夜幕却迟迟不肯来临。什刹海畔，晚霞璀璨，桔红色的霞光，把千顷碧波映得红浪粼粼，正是王孙公子们消凉遣闷的时候。张母却无心欣赏这美丽的湖光，自从由刑部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