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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伟人传记（2）
我是一个月一个样，一个学期大变样。老师、同学几乎没有觉察出我的变化。只有少数几次是例外。 有一回，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分析小说中的人物时，指出该人物集创造力和破坏力于一身，是很矛盾的。 在讨论班上，每个人都要发言（当然是说德语）。我讲了大约５分钟，引用了一句箴言或格言：“Ｄｉｅ Ｌｕｓｔ ｄｅｒ Ｚｅｒｓｔｒｒｕｎｇ ｉｓｔ ａｕｃｈ ｅｉｎｅ 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ｄｅ Ｌｕｓｔ．”（破坏的快乐即创造的快乐）我从儿童心理学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是人性所决定了的： 一群男孩在沙滩上用树枝、树叶和细沙搭建房屋，非常投入。建好了，孩子绕着屋又跳又唱，快乐无比。之后便是你一脚，我一脚，其兴奋、刺激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先前建完屋时的欢呼雀跃。 马纳特夫人听了，说：“Ａｕｓｇｅｚｅｉｃｈｎｅｔ！”（太棒了） 三四十年后，我把这个观点写进了我的书，用来分析人类战争的生物学根源。 同伟人的生平和工作捆绑在一起，有他们的拼搏和奋发相伴随，我不再孤独。“天道酬勤”这句成语，我记住了。 伟人同人生世界有这样多的紧密联系，有这样多的牵挂和深深眷恋，以致于任何来自外界的打击都休想摧垮他们，使他们散架，坍塌，灭顶。 从字典上读到英文成语“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ａｙ．”一般译成“有志者事竟成。” 虽然没有错，但不闪光。按我的理解，最好译得生气些： 哪里有意志，那里必有路。 反右后的北大，启发了我去这样译，作出这样的理解。 １９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对Ｗｉｌｌ的解释是：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意志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 这是１９６０年我从一本英文版的《叔本华传》读到的。当时我的内心情不自禁地为之一震，轻轻地自言自语说了一声：“太好了！” 我意识到：我的意志才是我内心一座永不会陷落的要塞。构筑这座要塞是我的主要动机之一。它成了我在北大求学时期的一个特点。我的意志便是我的惟一出路。我一无所有，只有我的意志。 １８世纪法国大数学家拉格朗日早年由于父亲破了产，参加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比如豪华舞会）已不再可能，所以他只好“逼上梁山”，把全部（身心）能量和希望转而研究数学，并在其中找到了生命的快乐、安慰和人生解脱。 在拉马克（进化论的先驱）的传记中，我也读到：早年，由于穷，不可能去寻欢作乐，只好一门心事去读书。比如打开阁楼小天窗，去观察巴黎上空各种云彩的变化和造型，并加以分类和整理，自得其乐。 今天气象学上的一些云彩的名称依旧沿用拉马克的命名。 这些自强不息、不花一分钱也能得到满足（世界观的满足）和幸福（内在的幸福）着实鼓舞了我，并与之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影响了我日后的人生观。 当时我很穷，在校６年，“莫斯科餐厅”一次都没有走进去过。而同班有几个同学几乎每隔一个星期便要去那里享受一次。 如果我每月的费用是５０元，不是我实际领取的１４．５元，我同拉格朗日和拉马克的故事便不会产生共鸣。 希望今天的穷困大学生也能像我，从这两位１８世纪法国大科学家的穷困故事中汲取自强不息的意志，找到出路。 《爱因斯坦传》是我最早读到的一批伟人传记之一，受益匪浅。 早年，他有个特点：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思考他的物理。他是生还是死，全看他是不是在思考。如果他不在思考，就意味着已经死亡。 在回家的路上，在桥头等人，他照样在思考，比起在书桌旁，他的思索也许更为深沉、集中，更来劲，来情绪，更为凝神默想。爱因斯坦有段自白，至今我还能背诵出来： “Ｔｈｅ ｋｉ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ｋ Ｉ ｄｏ ｃａｎ ｂｅ ｄｏｎｅ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Ｉ ｃ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ｍ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ｔ ｍｙ ｄｅｓｋ．”（我所做的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在桥上和在书桌旁，我都能思考我的问题） 因为爱因斯坦主要是位理论物理学家。他在别人所做的一些关键性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再应用数学工具和公理化思想去进行自然哲学性质的纯推理。他常常在旧信封上作些即兴推导和演算。 他说，他的工作不要用到精密仪器，只需要一支铅笔、一张纸和一个字纸篓。（说法很幽默） 爱因斯坦的这种独特生存方法其实是叔本华所说的“意志”——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志——的具体、生动表述或体现，给了我很深影响。 后来，在文革十年，我之所以能偷闲一边放羊一边思考概率论上的习题同爱因斯坦有密切关系。我是把从传记中读到的东西落实到我的实际行动上来。——这才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把林彪的话接了过来。 ＇返回目录＇ 。。
读伟人传记（3）
明可夫斯基（Ｈ． Ｍｉｎｋｏｗｓｋｉ， １８６４—１９０９）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他的主要工作是为相对论奠定了数学基础。他曾经教过爱因斯坦数学。在自传中，爱因斯坦写道： “当我１７岁那年作为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学生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时，我已经学过一些理论物理学了。在那里，我有几位卓越的老师（比如胡尔维茨和明可夫斯基），所以照理说，我理应在数学方面得到过深造。” 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其实在这前后好几年相对论的思想观念一直在明可夫斯基的脑海中萦绕，回荡。那是他的一个睁开双眼所做的最美妙的“白日梦”。 １９０８年年底，他病倒了。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病床上，明可夫斯基说：“在相对论发展时期我就要死，这多遗憾啊！”（Ｗｈａｔ ａ ｐ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０９年１月１２日明可夫斯基含恨而死。 这句英文给了我终生不忘的印象。 对于明可夫斯基（只活了４５岁），从事数学、物理学研究既不是工作，也不是事业，而是生与死的必要性，是“人生最高使命”。 按层次或级别，为工作最低（为柴米油盐而每天起床、穿衣、上班），事业居中，人生使命感最高。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是在为生计上班。 分清这三个层次，是我读伟人传记最大收获。 对心中有了“人生使命感”的科学家，科学研究成了一种生与死的必要性。这样对待科学，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可能性便会大得多。 试问，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中国科学家在临死前，会有明可夫斯基式的遗憾吗？ 一个人在临终前最眷恋或最遗憾的东西，一定是他曾经活过多年的最大支柱和继续活下去的最顽强的理由。 这是一点也假不来的。 人之将死，其遗憾也真实，一定是实话实说，尽管他在世时撒过无数次谎，言不由衷千万回。但这一回却是必说真话。 ＇返回目录＇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