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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容易他才慢条斯理地转过身来宽慰我说：“腹腔问题好像不大……”这时，他又皱起眉头指了指底片左下角一块毛栗般的阴影说：“你左肾可长了块结石，块头还真不小哩。”
透视和同位素扫描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诊断：我的左肾确实有块鹿角形的结石，他估计至少已经有十年了。（这时，我记起在湖北咸宁干校喝了三年那带粪渣儿的湖水。）不过，他说正因为它块头大，掉不进尿道里去，所以他建议保守治疗，暂时不采取措施。
恰好这时（七九年夏）作协通知要我参加首次对美国的访问。我能去吗？几家医院的大夫都给我打了保票。这样，我就带着它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四个多月跑了美国十几个城市，有时清闲，有时忙到凌晨。除了腰部偶尔作痛外，结石并没捣什么乱。
回国后，促使我下决心非去掉这块结石不可的理由，十分荒唐可笑。我当时想，既然那枝笔又还给了我，我就要上山下乡，好好干它一场。就像五○年领导说要我赴朝鲜管理战俘，我马上就去协和医院把阑尾割掉一样。我总希望身上没有包袱。
不幸，做了摘除结石手术，导致尿道不通，带了八个月的管子之后，终于还是把左肾摘除了。
接着，也许由于负担过重，这唯一的一只肾也只剩下常人的三分之一的功能。
于是，我到处找有关肾病的书看，并开始严格控制起饮食。十几年来，我就靠这三分之一的肾，居然还凑合著活下来了。
同样，当我满口好牙的时候，一直不知道爱惜，还同旁人比赛过咬杏核！如今，只剩了几颗，倒懂得爱惜起来。
所以我总是亡了羊才去补牢。
朋友，劝君还是羊未亡就先补牢，这是一个老人真诚的忠告。
出版奇迹
既然往日的文学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文革”十年，出版业整个闲下来就是意料中事了。从编辑到出版，从校对到印刷，都关上门改打起派仗了。
忽然间，七十年代的一天，一项“特急任务”交下来了，说上头要看一部古典名著，而且要得急。
于是，全出版社立即响应号召，全力以赴，日以继夜地大干起来，要力争在出版速度上创个世界纪录。
任何行当一搁将近十年之久，肯定会生疏。同时，任何行当搁下将近十年之后，大多数从业人员也必定会感到技痒。如今任务下来，而且来自最高方面，这在当时是莫大的光荣，大家干起来，怎能不分外起劲！发稿、校对，一环一环都特别加了紧。
大家不但放弃午休，还加夜班。一方面是由于又摸起本行业务，毕竟比成天打派仗有意义；同时，大家也可以借此表一番对革命的忠诚。经过三个昼夜的齐心奋战，这三百多页的“特急任务”，居然提前二十四小时全部完成了。
书印成之后，由我们出版社革委会主任亲自送交有关领导转呈上头，接着就受到表扬。
于是，革委会立刻在临街的铁栏杆上挂起二十几尺的横幅红绸金字大标语：庆祝提前完成紧急任务而受到表扬！当天黄昏，革委会就组织了一次庆祝游行，并要求全体人员一律参加，不许请假。每人还发给一面三角彩旗，一路上边走边喊着口号。
后来才知道，原来突击出来的是：明代一部童子免阅的《笑话大全》！
文明标准
三九年寒假，初次由剑桥去伦敦度假，就预先按照报纸“招租栏”给伦敦一家长短期住客都接待的公寓去信，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车站下车后，为了妥当，我还又给那家公寓去了电话，回答说房间已经留下了。到了那家公寓门前：按铃，开门。可房东一看我是个黄种人，竟彬彬有礼地说：“对不住，那间房刚租出去啦！”
幸蒙朋友告知，罕姆斯苔德有位姓丘吉尔的老夫人开一公寓，专喜接待东方学生。她那里已经住了一位来自锡兰（今名斯里兰卡）的女提琴家，还有学政治的印度学生（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此外就是伦敦中国银行的副理胡明理。所以我没费什么事就也住进去了。
老太太对肤色虽没成见，但对房客们有个极合理的要求：必须穿着睡衣入寝。也许是怕房客把她的被褥睡脏了，可她却说这是文明不文明的标志。
我是在北京东北城角穷人家长大的，小时候干脆光着腚睡觉，成人后，也只穿条裤衩和背心，从不习惯穿什么睡衣。幸而她那座三层小楼里还住着几位东方同胞，在他们的提示下，我赶紧去买了一套。而夜里我还是照老样子睡。清早，把那套睡衣揉作一团，装作穿它睡过了。
就这样，在这位老夫人眼里，我也成了一个文明人。
多情的未亡人
也是七九年住在五月花公寓的事。
一天，写作中心来了一位短期访问者（就是仅住上一两天的），是位希腊作家。他的一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中心要放给大家看，这位原作者就跟着影片一道来了。由于同是来自文明古国，我就邀他共进晚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
此人其实刚步入中年，可瘦削的脸上长满着棕色的络腮胡子。他握着我手的时候，连声说着：“孔夫子。”于是，出于礼貌我也报以：“苏格拉底。”接着，他又迸出“李白”两个字，我赶紧还了声“荷马”。
我知道的希腊诗人名字太有限，幸而他大概也把肚子里关于中国诗人的名单抖落得见了底。反正这番对口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足以使我们一见如故。
那天我还特别去当地的朝鲜铺子里买了点东方小吃。我们边吃边聊。饭后饮白兰地时，他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从上衣贴身处掏出一张照片。他颤巍巍地指了照片中的女人，呜咽着告诉我：“她——我的艾玛，我亲爱的妻子，丢下我，独自到另外那个世界去啦！”
他哭得那么惨，我一面安慰他，一面仿佛也有点怪这种艾玛太狠心。
我烧着咖啡，他继续在叙述他同艾玛的快活的日子。他满脸淌着泪水，捶着胸，直直地问我：“如今，她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竭力安慰他，真怕他会寻短见。他呢，就像个爱哭的老娃娃，越劝，他哭得越激动，双肩一耸一耸的。
我赶忙给他斟上杯酒，他一饮而尽。即便是娃娃，也有哭累了的时候，他又一次端详起文玛的照片。这回，我探过头仔细看了看：花丛里探出的确实是一张秀丽的脸。
这顿饭我一直在听他为艾玛所颂的挽歌。他抹着泪告诉我：她既活泼，又会理家。他捶着饭桌，诅咒夺去她美好生命的那场疾病。
他反复问我：“没有了艾玛，我还怎么活下去啊！”我只能又给他斟酒，并且劝他节哀，用作品来纪念她。
第二天下午，我照例去公寓对面那片灌木林里散步。打老远我就看到林中石凳上坐着一对男女。时而叽叽喳喳地交谈，时而还似在抱吻。
惟恐惊动了这对情侣，我就折入林间小道，可那男的声音听来好熟悉。
待我从树叶隙缝里一瞥，原来正是头晚在我房里抱头大哭、痛不欲生的那位希腊诗人。而同他一见如故的则仿佛是来自东欧的一位女诗人。
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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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下
作者：萧乾
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么不同呢？姥姥死了，当然只好住姨家。环哥认为妈路上的嘱咐是多余的。他蹦着闹着，小耳朵就没听进那句辛酸话：“咱日子这下可苦了。你放规矩点儿就算心疼妈啦！”
妈和爸吵嘴，甚而动手，村儿里谁没听惯了。爸爸半年不在家，回来当然得吵一阵嘴的。吵了嘴后，环哥照例应享有一次随了妈到新鲜地方的旅行。一向总是去姥姥家。姥姥家离村儿十来里。总是镇上秃王的牲口驮去的。姥姥家龛上供着小小铜菩萨。那圆胖胖的馨，只要轻轻一弹，就有铮铮的响声——但姥姥活着的时候不准弹呢。可是，去年姥姥跟菩萨走了。不然，今天那白头发老太太又该扶了九连环拐杖迎出来了。
环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来的第二天就和妈吵了。吵着吵着啪嚓一声，一只粗碗向妈头上砸去。妈忙用胳膊搪开。妈的头发勒在爸的手里如一束胡麻，吧咭吧咭地批打起来。妈哭。环哥夹在中间跺着小脚鸭儿也哭。吓得卧在薯秧垛上的狗嗥嗥地叫了起来。还是村儿里的长工把爸搀了出去。妈就伏在土炕沿上，委曲地由喉咙里抽噎着，间或骂着：“没良心的男人。”
到黑，爸回来了。拿着一张托人写就的红帖子，逼妈画押。闹腾了一夜哪。天亮，环哥就由熟睡中被拖下炕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