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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成为国际法学家，著作等身，可惜已于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
教了三年之后，我于1942年去剑桥当了学生。两年间，成天头戴方帽，身披中古僧侣那种黑袍。
剑桥是很难进的大学，王家学院门槛尤其难迈。我当时主要是沾了身为“伟大盟邦”一分子的光，还有福斯特和魏礼两位的推荐，才进了那家贵族学院，并且还成为住宿生。剑桥以大学后身的剑河闻名于世，而王家学院教堂在剑桥壮丽宏伟的中古建筑群中又是佼佼者。学院给我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后者两面窗户，一面朝着剑河，另一面对着教堂。
关于大学生活，已见我的《未带地图的旅人》，这里不再重复，只想借此谈谈剑桥的导师制。
进入学院之后，事先早已为我指定乔治·瑞兰兹教授为我的导师。他是剑桥有名的才子，而且是位美男子。头发本已是金黄色，传说他上课前还要再洒点金粉。1984年我偕洁若去拜访他，当时他已八十几岁了，不但不用手杖，时而还作跳跃状。他留我们在母校住了一晚。往日剑桥照僧院规矩，一到黄昏，女客就不许在院内滞留。那天洁若不但住了，而且还当了高桌（教授进餐的长桌）上宾。
达迪（大学里，人们对瑞兰兹的通称）指了他书房里我们坐的那张长沙发对洁若说：“当年乾就是坐在这里同我讨论意识流小说的，每周两次。”
确是那样。三九年我一到英国，就钻研起意识流小说了。我一直在读乔伊斯和维吉尼亚·吴尔夫夫人的书。刚好瑞兰兹是吴尔夫夫人的宠儿。在导师的指引下，我又读起美国亨利·詹姆士的小说。自然，在进王家学院之前三年，我就已认识了《印度之旅》的作者福斯特，不但多次到过他的伦敦住所和他那座改良俱乐部，也两次去过他在撒利郡的家，并且从他家去过列诺尔德·吴尔夫的家。可惜当时他的妻子维吉尼亚已经投江自殒。
福斯特是位寡产作家，他一共才写了六部小说（其中一部写同性恋的是他逝世后才问世的）。乔伊斯的小说也只留下一部短篇集、三部长篇。其中，《尤利西斯》我啃过几遍。他的《芬尼根守灵夜》我只啃了半本就奔赴西欧战场了。亨利·詹姆士文笔细腻，劳伦斯则倾向粗犷。
我每周总写一篇读书笔记，预先交给导师。然后他约我去他那里“饮茶”，一边品茗，一边讨论笔记内容。他从不把他的意见强加于我，倒是每听到我同他相左的意见（一个东方人的意见）时，就特别感到兴奋。这时，他的口头禅总是：说下去，说下去。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实在是用中国“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眼光（甚至是三十年代一些贩自苏联的观点），来看待高踞在英语世界象牙之塔上端的小说。对于他们那些刻意在文艺表现上的别出心裁和勇于探索，了解得很肤浅。这也是四六年回国之后，我始终没敢去正面写文介绍的缘故。例如，关于维吉尼亚·吴尔夫，我似乎只写过一篇短文论她的女权思想。
我在同福斯特的通信中，也往往用三十年代中国人对待文学的眼光来分析他那些小说。例如，在谈他的《霍华德庄园》，我就认为他的中上层人物写得像，而工人形象则模糊，甚至歪曲。当我在同瑞兰兹交谈中这么说时，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在给福斯特的信中，我又这么说了，而他不仅表示了浓厚兴趣，在回信中他甚至说我“击中了要害”。
对剑桥，我首先赞赏的就是这种宽容和肯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一个武断主义者在教学上是不会成功的。如果有人要我界定什么是人文主义精神，我首先要举的就是能虚怀若谷、肯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态度。惟我独是则既不能交朋友，也教不出学生，当然更治不了国。
四六年回到上海，我面临一个既小又大的问题：没地方安家。当时要顶间屋子，需要金条；而截至那时，我一生还未见过一根金条，更不要说拥有了。
我去华东著名学府复旦兼教职的动机实在不纯，就是为解决住房问题。当时，复旦通过靳以告诉我，倘若我肯去兼职（而且保证只开两三门课，每科每周各只两小时），就给我一幢日本人遗留下的小木屋。地方不大，但书房、客厅、卧室俱全，还有个大浴缸。在那里，我欢快过，可也煎苦过。
提起在复旦的那两年，我感到十分负疚。我一直反对教师兼职。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里名教授如周作人、刘半农、沈兼士，都一身兼着两个以上大学的教职。有的向各校轮流请假，即便课课都上，也多是敷衍了事。学生们一是慕名，二是为了混学分。不认真的教授更好对付。从教授来讲，兼职就不可能同学生交朋友，下班夹皮包就走。不了解学生，不知己知彼，还谈得上什么教学！
四六年我回上海，报馆没管我的住房，可又在工作上一点也没考虑我在身兼二职。一下把我派去台湾采访，一下去海南，折回又赴北平。幸好我教的都是英文课，有我那位洋太太格温代课。我只为她出出主意，亲自教的课不多，和同学接触自然也更少。离国七载，本来大可以向他们讨教一下国内的现实，会少犯许多错误。那时我刚入中年，好逞强，独断独行。在一位朋友的促使下，竟写了一篇开罪当时文艺界一位泰斗的文章，以致酿成祸端。不过人生自有它本身的逻辑和规律。从五十到七十年代被打入冷宫，未尝不是我难得的福分！免于被迫写多少批判人家的文章！
总之，从复旦这段日子我首先总结出的是：教者应当专任，兼任是不可取的。惭愧呀！一提起复旦那两年，我就感到惭愧，因为当时我连半心半意都够不上。
四八年夏，我就辞职走上香港《大公报》的新岗位了。从那里，我又回到我出生的故土北京。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但我认为，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教育应是我首先关注的焦点。纵观维新的日本、新兴的新加坡，以及我们自己的台湾，教育莫不是它们复兴的起点。十九世纪末，日本曾把由我国榨取的上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扫数投入教育。新加坡开国后，也首先抓国民教育。八十年代初我访新时，去那里的外交部看望在伦敦时的老友拉贾拉南（当时任外长兼副总理）时，看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富国新加坡的外交部却是一幢矮小陈旧的灰色楼房，可是新加坡大学的校舍却富丽堂皇。在德国法兰克福，我遇见一批来自台湾的旅游者。一问，原来是台北一家中学的教员。他们的薪金足以供他们每年外出旅游一趟；而我们这里，为了解决教师们的温饱，前几年却让教师们同其他行业一样寻求第二职业。我对面一家小学假期间曾改开旅店，白天还兼着什么行业！
每当节日看到巍峨辉煌的布置，或走过正在修盖华丽的政府大厦，我心里就核计：这该够多少份希望工程啊！我是政协常务委员。每年都有许多位委员提出这个教育经费的问题，大会主席在报告中，也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我有时觉得中国早已不再属于第三世界了，我们不但在同第二世界比排场，在有些事上仿佛也要同第一世界一比高低。然而一想到教育，想到靠国内外捐献来弥补基础教育经费，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确不折不扣的是属于第三世界。
我一生在同教育打的交道中，深深感到中学教员往往比大学教授更辛苦。中小学教师既无辉煌的学历，在社会上名气往往也不大。他们别无倚靠，必须扎扎实实地不辞辛苦地工作。西方大学对教授年年都有考核，要报告他每年度发表了些什么论文，出过什么书，作过多少次学术演讲。至少在我当教授时，大学当局从没考核过我；而且倘若考核，我也准不及格。
关于中小学，我还希望教育当局明文规定：严禁体罚。从我个人的经历，体罚往往出自教师的烦躁、坏脾气、缺乏耐性。体罚标志着教学的失败。体罚不但打击甚至消灭学生的读书热情，也是对其自尊心的摧残，我建议：对实行体罚摧残弱小心灵的教员应给以处分。重者，应送法院。
小学教育相当于打地基，至关紧要，我希望现在的小学校不再要学生们朗声“唱”书了。“唱”书是为了死背，也就是读书不求甚解，那是误人子弟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应始自智力的萌芽期，并应贯彻整个教育过程。希特勒绝不会允许这种教育，他要的是盲目服从。这是民主国家教育与法西斯教育最根本的分野。教育出只知服从不会思考的学生，是彻底的失败；就国家前途而言，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