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上头。无轨电车虽没走在轨道上，它也出不了边儿。然而就显得灵活了。
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长江客轮上请一位老友审读我的一篇自述文，题目是《改正之后》。我说：
像过去几年这么平静、安定的日子，真是很久没过到了。当然，一二级偏北风或小雨雪仍时而出现。大气层在运动，天候怎能没点变化！好几回，周围一些高度敏感的小气象台都报起警来，说天空有几块乌云，龙王的胡子又翘起来了；从迹象看，联系到往日的规律，那种闹得天翻地覆的龙卷风又将刮来了。然而转眼之间，吹来的却是沁人心脾的微风。跟着，天放晴了。然而龙卷风袭来的可能却仍不能除。
（见《负笈剑桥》代序）
朋友当时边读边连连摇头，大不以为然。至今我也不知他是认为我太悲观，还是认为我说得太直了。但我没说错，我这人可从不悲观。就连在吞安眠药的那刻我也没悲观。我只不过受不了那种野蛮的侮辱罢了。我坚信，历史的车轮只会向前转，不会倒退。我还认定，所有妄想让历史车轮倒退的，不管声势多么浩大，持续多么长久，都不会得逞。
草木生长得有根。思想感情也只能发自肺腑。光靠女皇那根金棍子来赏罚分明，只能培养投机者。过去就是太舍得奖励乌鸦化装的鹦鹉了（像姚文元之流），对敢进逆耳忠言的（像彭德怀大将军），又太狠了，闹得几乎亡党亡国。那阵子，谁能在“伟大”前边多加个“最”字——其实，那是天底下再便当不过的了——谁就邀到了嘉奖，占了上风。长达十年之久的这种阶级教育，使得真话绝迹。不是无边无际的歌颂，就是无缘无故的辱骂。天平，尺度，全抛入大海。说真话的受到重惩，甚至家破人亡；说假话的官运亨通，从厚奖励。想把谁整人深渊，就鸡蛋里挑骨头。动不动就是“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罪该万死”。谎家当道，真话绝迹。
为了正义，为了民族，当然更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必须想尽办法不让那种盲目起哄的习尚，那种气候，那种爬虫，卷土重来。世界上没有一处、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过一个时期，像那十年那么全民头朝下过。换个小些的国家，那么折腾，早灭亡了。如今，我们居然闯过那一关。就得在那种旁门邪道上，挂起一道牌子昭告世人：此路不通。
我好像走了题。其实，这才是正题，这正是经常在我意识里流着的，这也足以说明意识流里流的不一定是毒水。时常都是些忧国忧民的思绪。当年马寅初老先生发愁囝囝太多可怎么养活时，他没把那意识流管住，让它流了出来。还有人对文字改革，对长江大坝，憋不住，流了出来。无论如何，出发点总归是忧国忧民。我就没那些位先辈那么爱党爱国。其实，从五十年代我对于对外宣传就有过一些想法，但是知道兹事体大，始终就潜藏在意识流里。大鸣大放的那阵子，我也没让它淌出来。我知道，五十年代以至后来的对外宣传，走的都是莫斯科外文局的老路。本着“言多必失”的明训，我始终没漏出点滴。不然，就更有理由被骂作“洋奴”了。
什么是我的乌托邦？我向往一个人人有话就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往，能痛痛快快讲出来的世界。再不用担心思，绕弯子，害怕后果。真话（有时难听）应受到鼓励，至少许可；而假话（不管多么中听）应受到申斥，至少不予理睬。这样，三十年代苏联国歌《祖国进行曲》里所许诺的“我们没见过这样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才能实现。我的历史知识有限，但深知历代盛世莫不排除谄媚，从谏如流，上与下，人与人，互相不须戒备提防，有话都可以尽情地倾吐出来。那将是怎样一种极乐世界！
鲁迅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鲁迅全集》）1956年版卷三199页）要既不爆炸，也不灭亡，就还是让人们的意识流通过正常的渠道流出来吧。
一九九六年——
/
校门内外
作者：萧乾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顶梁柱，是国民灵魂的基本建设，同时也是个人素质构成的基础。正规教育应当一磴一硷地升，家学敦实，底子厚，或者本人是奇才的，也能出类拔萃。
我既无奇才，也并非出自书香之家。本来连小学都未必能念完，然而机遇使我这个差半年高中毕业就因学运而被强迫离校的学生，竟然在国内读了两家大学之后，又落脚在只有英国贵胄子弟才进得去的剑桥。
命运待我不能说差。然而学历和学力并不是一码事，我自知底子薄，在知识的道路上，我是先天不足的。幸好还有这点自知之明，写文向不引经据典，一辈子才没太出洋相。
从青少年直到中年，我还五度执过教鞭。十八岁在汕头和二十二岁在福州教过中学，二十五岁时给天津女师讲过课，二战期间又曾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过教职；回国后，四六年回到上海，由于手里没金条来顶间房住，就去复旦大学教了两年书。正是在那里，发生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场悲剧，一次挫折。
我出生在一个蒙古人家，穷得连小饭桌都卖给了“打鼓儿的”（收购破烂儿），唯一的亲人——我那寡妇妈还得出去为人佣工。但这个蒙古家庭却有个好传统：再困难也不让孩子失学。所以我刚能跑动，就被送去念书。
我生平进的第一所学堂是设在北京新太仓路东一座尼姑庵里的一家私塾。当时我好像还不到六岁。头一天是挎了书包，由妈妈拉着手领去的。那时我们住在小菊儿胡同，以后就自个儿上学了。尼姑庵门前有个小土坡，教室设在跨院里——是一间黑咕隆冬的大屋子，可能原是尼姑庵的堆房。两排小书桌是砖砌的，上面抹着油灰。孩子们（我的同学）坐在板凳上一边扯了脖子唱着“子日：学而时习之”，一边好奇地朝我望。灰麻剥落的墙上贼眉鼠眼地蹿着壁虎，脚下时而还有觅食的老鼠在砖砌的书桌间穿梭。
老师不但老，而且瘦得成骨头架子了。他戴着副老花镜，手里托着根一尺多长的烟袋——很快我就领教了它的另一用途：刑具。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倔老头子。在他手里我可没少挨剋。那烟袋锅子很少打肉厚的地方，它还专挑脑袋上打。书背不上来必然挨打，但更使老头子动气的是，到时候交不上来束脩。
“大学，中庸，打得屁股哼哼。”
我刚念《论语》，脑袋上就给他敲出好几个包。而且我们成天都光扯了嗓子嚷，他什么也不给讲解。后来，我妈妈打听出九道湾里有一家私立小学，算是个新式学堂，念的也不再是《论语》了，而是新教科书。所以没多久我就又转了学。
我还记得妈妈送我上学的那天。小胡同弯来弯去，真是九道湾。每拐一个弯儿，我都挨紧妈妈一下。六九年在咸宁干校，我送小儿子去城里住宿学校时，一路我都在回想当年妈妈送我去九道湾那趟，也那么依依不舍。
所谓“学堂”不过是个小四合院。老师和师娘住北屋，西屋是喜欢穿花祆的师姐。所谓“学堂”就只是那间东屋。记得那正是三伏天，屋里面西晒得成了个小火炉。
这里倒不念“子曰”而改念“人手足刀尺”了，可还是让学生们成天扯了脖子唱课文，老师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他那北屋里，很少讲解。另外，“刑具”也改了，不再甩烟袋锅子，改打板子了。可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若不能按时交学费（更不用说年节送礼了），照样打得又狠又勤。
一回家，妈妈见到我手心肿成那个样子，就暗暗掉眼泪。
那阵子，我那寡妇妈见人就抱怨我在那一间房的学堂挨打的事。有一天，四堂兄（就是后来娶了美国嫂嫂安娜的）跑来说，安定门有家长老会办的学堂，不但有小学，还有初高中。更可喜的是还收工读生：不但免交学杂费，每月兴许还能挣上块儿八毛的。那里为工读生办有地毯房、羊奶厂和一所印刷作坊。学校的名称是崇实，英文是TruthHall（真理大厅）。
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妈妈当机立断：退了九道湾那家，立刻托四堂兄把我送到美国长老会办的这家崇实小学。那里的教务主任听说我读过两家私塾，就让我插班念三年级。当时小学是四年制，所以转年我就又升进了初中。
这家小学的校舍是个窄长的院子，坐北朝南是一间间的教室。雪白的墙，明亮的大玻璃。在私塾坐的是小圆凳，这里是有靠背的椅子，每人还有一张带抽屉的小书桌，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