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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允许搞第二职业了。可是八十年代以前，即便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从事一些个人翻译，也是批判会上的头等靶子。然而我垮了之后，为了支撑这个家，让孩子们的营养和学习尽量少受到影响，直到七十年代末，她都经常（除了整个乱了套的文革）下班后继续埋头译书，直到午夜。为此，多年来她的床铺是办公室的几把椅子搭成的。挤车要费时间，而当时家里一张小学生用的双屉桌得尽量让给孩子用，连我也只能钻钻空子，根本没有容她翻译的地方。
我有时同她开玩笑，说她到这世间就是来搞翻译的。她不服气，所以这些年来，她一篇篇文章在发表，一本本书在出。然而她在翻译上的根基确实打得厚。由于她那位严父的督促，小学刚毕业她就在课余把近二十卷约一百万字的《世界小说读本》译出来了。早年她随父去日本，所以先学的是日文。但是那个读本载的却都是欧美古典名著。回国后，她在天主教圣方济会创办的圣心专攻两年英文之后，又以同等学历考上辅仁高中，大学进的是清华外国语文系，所以她的英文学得也很扎实。作为责任编辑，无论经手的是日文还是英文书稿，她都认真得一丝不苟。她经手编过三千万字书稿，自己又从英日文著作中译了三十五本书。八十年代后期，她又向创作进军了。文家五女二男，论聪明洁若自认不如四个姐姐，可是她从小就记住那个龟与兔竞走的故事，一步步地凭坚韧和勤奋，有了今天。
应当补上一句的是，她的这股劲头不但感染了我，也改造了我。合译《尤利西斯》正是这个改造过程的高峰。
这个集子里我的几篇不需要说什么了，都是我的年轻好友傅光明帮我选的。我深感人老了，身边能有几位年轻人是大有必要的，我很庆幸新时期以来，就一直有几位。有的不定期见面，如李辉和丁亚平，光明则每星期必来两次。他们除了在具体事情上帮我的忙，更重要的是能减慢我的老化过程，让我不断从他们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
关于洁若那部分，我倒有几句话要交代。她本来想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只选她那些描写西欧、美国和东南亚的游记。那当然是正统意义的散文。但是我觉得她写的一些有关三十年代老作家的文章，更有特点，有嚼头。例如有关周作人的晚景，外间知者甚少，而洁若由于从事出版业务的关系，从五十年代起就几乎是外间唯一同这位苦而斋主人保持联系的人。她了解他的晚景。关于他的死，则是得自周家儿媳之口，也是难得的史料。此外，她还当钱稻孙的女弟子，又同冰心和凌叔华大姐有过接触。这些以及关于林徽因的那篇短文，都对研究者有一定的用处。她接受了我的建议。
以上就算是关于我们这家夫妻店的一点说明吧。
一九九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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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房史
作者：萧乾
自从写了《搬家史》之后，我发现几乎任何事物只要用“一生”这根线一串，就能串出一部历史来。我的《在歌声中回忆》就是这么写的。书房也是这样。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
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三五年我进天津《大公报》，同另外三位大学生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楼下就是印大报的机器房，对面是成天冒烟的法租界电力厂。那时我就锻炼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睡觉的本事。当年去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也是先住宿舍，后来先后当了王芸生和杨朔的二房客。“小树叶”去日本之后，我就一个人住一间了。我在编副刊之余，还为巴金、靳以的刊物写文章。我的长篇《梦之谷》就是那时候写的。“小树叶”是从刊物（好像是《文丛》，要不就是《作家》或《文季》上的连载读到的，她气得哭了通鼻子，我只好连口道歉说早应向她坦白。
“八·一三”失业了，后开始逃难了。不要说书房，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成问题了。我们从上海而港粤——武汉——长沙——沉陵——昆明的流徙中，经常是她同女难友，我同男难友搭地铺。最后，多亏了杨振声老师和沈从文先生的照顾，我们总算在昆明北门街分到一间小屋。
三八年在香港《大公报》还是住集体宿舍，三九年出国，在伦敦住公寓同在上海住亭子间差不多，只是白俄女房东换成英国的老大娘。我第一次有间书房是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在剑桥的二十来所学院中，王家学院是很难进的。即便收了，也很难成为住宿生。我由于是由两位最杰出的王家学院毕业生福斯特和魏礼介绍的，所以王家学院让我住了进去。除了卧室还给我一间书房，北面窗户濒临剑河，东面则对着著名的王家学院教堂和大草坪。那幢楼建于十四世纪，但设备完全现代化了，长沙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七八位来客。书房门楣上照例漆着我的姓名。
我虽只占用过那间书房两年（没写完论文却写了两本书和连载重庆《大公报》的《话谈当今英格兰》），我却时常怀念那间书房。八五年重访剑桥时，承母校邀我和洁若在客房住了一晚，我们还特意去重访了一下不知易过多少个主人的那间书房。
四六年在复旦教书，大学在徐汇村给了我一幢日本式平房。地方不大，但卧室、客厅一应俱全，还有间小书房，在那里，我写了几十篇国际社评和《红毛长谈》，也编了《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
在漫长的四九至八三年期间，我不但再也没有了书房，其间有七年是处于流放中。那些年，书房对我就成为非非想了。有些年，我只盼不再去公厕，能再用上抽水马桶我就很知足了。我时常害怕头一晕会跌进那爬满了蛆虫的粪坑里。
现在来谈谈如今我在木樨地住所的这间书房。
许多朋友一进门就说“啊，可真乱！”《读书》月刊甚至还特意派人来为我这其乱无比的书房拍了照，登在刊物上。其实我也十分羡慕朋友们那窗明几净的书房，但我对书房的第一要求是：它得出活儿。我在这间书房里已写了并编了足够百万字的书，近四年又同洁若合译了上百万字的《尤利西斯》。我爱我这间书房，因为它出活儿。
我是编副刊出身的，我一向是乱中有序。当编者的倘若给人家的稿子弄丢了，那可拿什么也赔不起。我从没丢过。三十年代，一个下午我得看上一二十篇稿子——不止看，还得先分类（即用、待用、再酌和不合用）。然后挑出需要写封信的。最近台湾女作家张秀亚的女儿从美国寄给我一个复印件，是三五年我在她妈妈文章后面写的一段话，谈文章宜少用“的”字。
现在谈谈我这书房的乱中有序。我的书桌周围有不少盒子——大都是用中间糊有玻璃纸的咖啡盒子改装的。首先是我的“意识流”——也就是我偶然想起可写的题目或一句话。像“北京城杂忆”这类系列短文的胚胎都来自这“意识流”箱。另外有“备考箱”。信则仍分作“即复、缓复、不复”三类。复完的信就放入书桌底下“已复”盒——满了就包起来，标上日子。书桌的抽屉有放纸的，有放各种尺寸的信封的。还有个小筐筐，内装七个住址本，有二三本国外的，四本国内的。国外按国家分，国内的则有的按类别（如文化，影视，出版等），有的（个人）就按姓氏字母排列。所以任何住址，我随手都能查到。
长沙发是我的休憩处，一头架子上放的是药品和营养品，另一头是我心爱的激光唱机。书架上放着分类的激光唱盘。沿墙是我从几十盆花中精选的花，经常换，我特别钟爱我自己插技长大的。朋友知道我喜养龟，就送了我五只金钱大的绿毛小龟。我把它们养在鱼缸里。不幸，其中一只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