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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间，一只乌龟莫名其妙地失了踪，我就守着剩下的两只。每天喂它们点鲜鱼，换一次水，隔天打扫一下卫生。夏天，它们喜欢在那白搪瓷盆子里泡澡，仰着脖儿，若有所思地望着周围一米见方的世界——阳台的一角。更多的时候是钻进一绿色塑料布底下睡大觉。一人冬，它就干脆不吃不喝，一睡就是五个月。真会清静无为，修身养性。
我也闹不清何以从小喜欢小动物。兴许是因为早年生活大孤寂单调了。那些小动物确实丰富了我的童年，也给过我不少慰藉。这样，活物就自自然然地进人我的创作。我从它们身上得到过启迪，时或还联系到自己的生活和处境。
使我同活物的命运联系得最紧密的，是1958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当时，北京——也许全中国，在党中央一声令下，群起消灭麻雀。那时，北京城里大多还是平房。家家派人爬上房顶敲脸盆并用棍棒竹竿驱逐麻雀，赶得它们无处落脚。据说这样就可以一举消灭之。同一个夜晚，我挥泪告别家人，默默地扛起铺盖卷，前往唐山柏各庄农场。我同被列入五害的麻雀一样狼狈，也一样没有着落。
麻雀并没有消灭掉。后来也许不再那么吱吱喳喳了。我呢，一晃儿也活到了八十开外。
一九九○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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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医院药哲学
作者：萧乾
一人晚景，就和医药结起不解之缘。轻则筋骨酸疼，重则波及五脏。于是，打针吃药成为常事，桌边床头总排满了各色大小药瓶。打开报纸，最着迷的不是海湾战争，而是各种特效药的醒目广告。老朋友见面首先交换的也是彼此的病情。时而还有人为我抄来妙剂秘方。最近整理积信，发现我同一位友人之间数量可观的通信，内容净是各人近期尿频的次数以及各种对付的办法。六年前我们同去武汉开黄鹤楼笔会时，火车上同睡一个小单间。那晚他一连爬起过八趟。我只比他少了一趟。
一提医药，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你究竟信中医还是西医。“绝对”不相信中医或西医的人我都遇到过，就好像中医个个是误人的郎中，而西医在缝伤口时，必然会连剪刀也一道缝进去。
我个人倒没那么绝对过。一则小时难得生病。就是生了病，家境也容不得我去挑这拣那。10岁以前，我喝过不少次兑水的香灰，还囫囵吞下过一只癞蛤蟆——活的！偏方往往就用这种歪门邪道来折磨人。后来进了洋学堂，每年总是由西医来做体检，阿司匹林又比煎汤药省事多了。至于针灸，更是不敢问津。所以我很自然地就把西医视为正统。何况去国七载，根本也不见中医踪影。我国传统医学在我心目中，越发没有了位置。
1948年在复旦教书时，一次拔牙感染发炎，半个下巴肿成萝卜，疼痛难忍，那阵子南京路上有的是各种进口西药。阿司匹林不灵，我就拣贵的买。十几天来怎么治也不消肿。
有一天在教授休息室里，中文系一位老先生见到我那副狼狈相，动了恻隐之心。他问我可相信中医针灸。我捂着腮帮子凄凄惨惨地回答说，只要能消肿，我什么都信。
老先生连衬衫也没让我脱，只叫我挽起袖子。然后打开他那蓝布书包，掏出一个长匣子，里面放着几根银亮的长针。他先在我胳膊上扎一针，问我疼不疼，我摇摇头。接着，他要我张开左手，又在拇指与食指之间扎了第二针。第三针才扎在腮帮子上。进针后不一会儿，折磨我多日的疼痛便霍然而释。
1956年举行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中国作协外委会派我陪同两位德国诗人赴全国各地旅行。路线是从北京先到南京，在上海、杭州、绍兴转一圈，然后一直奔广州，再赴昆明，最后一站是重庆。岂料刚抵南京，我就大闹腹泻。这种病对于陪外宾可不相宜。南京友协和作协的朋友想尽办法为我医治，吃了种种药都不见效。我只好挂了个长途电话，请北京另派人接替我。负责人指示说，在上海治治看，实在不行再换人。
到了上海，朋友们安慰我说，请放心，我们这儿有的是进口药。我就照大夫的嘱咐服下去。唉呀，不得了！次数加倍了，我几乎离不开卫生间。
这时，我想起当年在复旦教授休息室里遇到的那位救星。我向东道主提出，可否让我去看看中医。他们马上就把我送到静安寺路一家不大的医院。好像还不是一家中医院，而只是医院里的中医科。大夫号完脉，开了几味药，另外还加服两粒霍香正气丸。
服下去不久，腹泻止住了，很快我就康复了。从此，我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
五十年代后期，我被送到渤海湾的盐碱地上一家国营农场去劳动。那里的水质也许差些。另外，我习惯于半夜起来解小手。当时我们十几个人睡一个大炕，起夜颇不得人心。有一回我解完手回炕，黑咕隆咚的，竟摸错了地方。劳累了一天，睡得正香，抽冷子脑袋被人用冰凉的手一摸，人家怎能不发火！为了不再惹乱子，从那以后我就干脆来个过午滴水不进。当时还颇为得意，以为可找到了窍门。谁知这就使盐碱地的水在我肾里结起一块块的碎石！
1961年回城，直到1973年，我看的都是中医，而每一位中医号完脉看完舌苔，无不断定我患的是“肾亏”。因而我喝了不知多少碗补肾的汤药。然而尿频的毛病始终也没见好。
1978年我因腹泻照了爱克斯光，这才发现左肾有个阴影。经过进一步检查，原来长了一簇肾结石。最大的那颗已经有蚕豆那么大了。
这时，我省悟了：就医是为了治病，绝不能当中医或西医的忠实信徒。医乃为我所用。我顾的只是自家的健康，绝不去盲目崇拜哪派医法。良医必根据“病人”的症候和体质下药。一种药治不了病，就应该试另外一种。不然，就是拿性命开玩笑。
我对中西医都一窍不通，但由于久病，也渐渐悟出人体内部的一些规律。我认为要做个健康人，首先就得把五脏六腑理顺。1972年我得了冠心病，中西医都请教过。当一位中医给我开舒肝理肺的药时，我告诉他，我的肝、肺都还好。他的一席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五脏是相连着的，行医最忌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病之道，其实就是把五脏相互关系理顺而已。
从那以后，我就不断捉摸这“理顺”二字，深感个中大有文章。要理顺，就得通畅。所以在便秘与腹泻之间，我更怕的是前者。人一旦便秘，体内各种毒素杂质就排不出去，最后必然死于中毒。反之，腹泻虽让人衰弱，丧失元气，而且肯定会使体内一些有益的营养也一道付之东流，难免觉得可惜。然而它毕竟把体内有害的沉淀倾泻出去。总比听任它继续积存在体内要好。更何况泻后只消点滴输液，吃点补品，体力仍能很快地恢复过来。
1956年，一次腹泻，1966年起又闹了10年的便秘。我并不喜欢腹泻，但我向往顺畅，顺畅，顺畅。那终将会使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丰腴健壮。
一九九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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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老人，两个车间
作者：萧乾
我的同辈人中间，有的已经四世同堂了，一般也多是儿孙满堂。逢年过节，总会热闹一番。像我和洁若这样三个子女都远走高飞的，寥寥无几。而且，从四十开外的老大到已过而立之年的老三，都还是单身，像这样的情况，恐怕就更少了。这实在有违孔孟之道。中秋也好，大年初一也好，我们家都冷清如常。没有娃娃朝我们身上扑，偶尔逛一趟百货公司，也从不去玩具柜转悠。
生活的安排只能顺其自然。我们既无意夸耀这种冷清的晚年，当然也没有丝毫怨气。我同洁若之间有一种共识：儿女应根据自己的抱负及条件，各奔前程。我们绝不驮在他们背上当包袱。另一方面，我们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大了，现在他们也不应再给我们添麻烦，让我们为他们的工作、住房去到处奔走。他们该自理了。
我们还有一种共识——更重要的共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听起来倒蛮吓人的，好像我们两个都是苦行僧。其实不然。我们有许多乐趣。楼下一个读小学的姑娘每周上来跟我学点英语。我爱听她那娇滴滴的发音，爱看她翻翻眼皮若有所悟的憨态。我还经常听音乐和相声，种花，搜集小摆设，饲养乌龟，揣着小半导体去湖边林间散步。洁若抽不出空来散步。她帮助三姐常韦做些家务（如扫地，倒垃圾，收拾卫生间），借此活动一下筋骨，运动量足够了——连锻炼身体也是生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