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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9年，我就向当时的领导乔冠华坦白了自己有安娜这么个社会关系。我得到的指示是：不要跟她往来。于是，我一直没敢再去见她——其间，有六年我们和安娜一家人住得只相隔一条胡同。我就是凭这股子不越雷池一步的自我约束，几十年来没碰上更大的风暴，没被送入劳改营。1979年我才在事先得到组织上谅解的情况下，从衣阿华赶到洛杉矶旁的小镇惠提尔去看望这位老嫂嫂。1983年，她同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一起，往还乘四小时汽车，专程到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来看我和洁若。拥抱之后，年过九旬的她侧着头，泪汪汪地望着我，颤音问道：“仍然不信教吗？”我把她抱得更紧些，却坚定地回答：“仍然不信。”她叹了口气说：“我很失望，我曾劝了那么多人归主，但我没能劝成你。可我还是要感激你，因为你从来没有骗过我。”
我有时想：宗教信仰给了安娜以毅力。她未能把我劝入教，因而对我感到失望，却从未有过怨恨。
三、超自然的存在
在宗教问题上，我的焦点始终不曾纠缠在有没有神上，在小说《蚕》中，写到桑叶罄尽、众蚕奄奄一息时，我只是说：“啊，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的一个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这就是说，即便有位上帝，他对世界上的饥荒也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并没从根本上否定超自然的存在，仅仅是说，即便有，它也帮不上什么忙。
西方有个笑话，说一次航海中，船遇到风暴，眼看就要沉没。这时，船上所有的人统统跪下来向上帝祷告，拯救灵魂。惟独有个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不肯下跪。然而其他人害怕一马构害一锅，由于他的异端累了大家，就坚持非要他跪下来祈祷不可。那人只好勉强屈了膝。他的祷辞是：“啊，上帝——倘若有位上帝的话；拯救我的灵魂——倘若我有个灵魂。”要是遇到那样的场合，我的祷文不会比那位怀疑论者更为肯定。
不。我所厌恶并反抗的，是强迫宗教以及为这种方式的宗教铺平道路的不平待条约。从个人来说，更直接，更切肤的，乃是学校里一些教内实权派对我的迫害。
还没接触基督教之前，我就对超自然的存在有过深切的反感。在一篇回忆性的短文中，我曾提到自己的一位远房姑母。她比我们还穷，简直揭不开锅，就来投奔我的堂兄。最初她当然很不受待见。显而易见，她一住进来，又添了一张嘴，而且没个头。
忽然，一天半夜里她在炕上折腾了一番，便硬说是大狐仙附了体。于是，她摇身一变，成了家中一位特殊人物，既能治病，又能保平安，行市一下子就涨了。她浑身好像镀了一层金。触犯她就得罪了大仙爷，那可担待不起！
她头上有了光晕。从此，什么可口的都尽着她吃——说是孝敬了大仙爷。她的残羹剩饭也成了可以除灾祛病的灵丹妙药。
在炕上，我挨着她睡。我没感到什么灵气，她的妖气却吓得我在被窝里直打哆嗦。大仙爷确实巩固并提高了老姑姑的身份地位，可却在我的幼小心坎上平添了一道黑影，它影响着我的一生。
对我来说，强迫性宗教绝不始于基督教。这一点，我也曾披露过。我那位三堂兄毕业于蒙藏学校后，一直失业，生活潦倒不堪。于是，他就成了对各方神抵一概匍匐在地的人，而我也只好奉陪。一个无疑是个痞棍的乞丐，忽然躺到东直门外一座小土地庙的炕上，胡说是什么佛爷附了体。善男信女就为他烧香挂匾，很快浑身就有了灵光。三堂兄一听说，就带着我给这自封的佛爷去上供。我至今仍记得那坐落在土丘上的小庙多么拥挤。烟火缭绕，罄声震耳。我们在庙后身一间小土屋里谒见了那位“佛爷”。他歪在土炕上，接受崇拜者的供奉。三堂兄递上带来的供物后，连忙跪下叩头。“佛爷”像个白痴，眼睛是半阖着的，嘴边还淌着涎水。他赏给三堂兄一牙咬过的苹果。三堂兄希罕得不得了，赶紧接过来，揣在怀里。我暗自庆幸他没要我同他分享。
我始终也瞧不出那些神祗有什么灵验。然而我可跟着喝过不少“香灰水”——就是从香炉里捏一撮香灰，放在一碗水里。每次我都是捏着鼻子喝下去的。
去妙峰山那次，我瞅见了宗教残酷的一面。幸而我不曾碰见许愿跳山涧的。然而一路都是从山东或河南等省爬来的朝香者，膝盖磨破，骨头都露出来了。目睹他们那血肉模糊的惨状，幼小的我不禁纳闷：信佛不是为了保平安吗？怎么却先把自己糟踏成这个样子！这岂不像赌博：钱没赚到手，倒先赔一上笔吗？
那些年，逢初一十五，我都得跟在堂兄身后，在院子里朝东南西北四方三叩九拜。当时我出于无奈，敢怒而不敢言。三十年代忆起那情景，我曾发泄过怨气。如今再回顾此事，我才认识到那是当时一个失业青年在走投无路之际的一种绝望的挣扎。管它是耶是佛，以至任何神祗，只要能赏他一碗饭吃，谁他都肯拜。
最后给了饭碗的是基督教。凭他写的一笔好字，口齿又伶俐，他在米市大街青年会谋到一个干事的职务。以前我怪他白天搞基督教，晚上拜佛，是两面派。现在我认识到，其实他拜的既不是耶稣，也不是如来佛，而是饭碗。
当时这又是个无法躲闪的问题。
我想，倘若二十年代我接触的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而传教也不用强迫形式，说不定我还会信了教。因为那时作为一个孤儿，我很需要精神上的寄托。然而我碰见的却比“狐仙”和“佛爷”强不了多少。
原教旨主义者除了《圣经》怎么说就怎么信之外，还有一件事，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什么事都得跪下来祈祷，向上帝请示。有一年夏季，安娜带我去内蒙卓资山。同行的都是她的美国朋友，一些传教士。一次我们要去附近的蒙古包玩一下。为首的一位临行前竟跪下来先向上帝请示了一番，随后才说：“可以出发了。”
使我更吃惊而且引起反感的是，在香河县小教堂的院子里看到的一次神召会的礼拜。几十个信徒跪在地上，每个人面前摆着一块砖。他们各自把头使劲往砖上撞，撞得鲜血淋漓，还狼嚎鬼叫，说是在“讲万国方言”。当时，我是去香河参加扫盲的。我们还在水月灯下演《睁眼瞎子》给老乡看。张珍（解放后化工部长）扮演目不识丁的老妈妈，我扮演她的儿子。那时我曾想：神召会造成的危害，确实比文盲还要严重。
自然，当时传基督教也分不同的层次和对象。神召会好像只在乡间搞，救世军则在城市下层市民当中活动。它在北京的总部原址就是现在的首都剧院。它的编制仿照军队，入教手续着实简便。唱完圣诗，讲完道，就当场功会众跪到台下去“悔改”。这样就算人了教。我在小说《皈依》里就写过菊子先悔了改，然后又来拉妞妞。
在这篇小说中，除了写到宗教可以提供饭碗（“一个月六块现洋”）之外，我还提及救世军的另一种吸引力：带彩图的福音书、洋鼓洋号以及教堂里花花绿绿的挂图。这些都会使缺乏文化生活的小姑娘妞妞兴奋起来。
四、真理大厅
七十年代初期，从咸宁干校回京之后，我一度蛰居在北京东北城一间门洞里（见《搬家史》）。出于怀旧和好奇，我曾骑车重访坐落在交道口大三条的那所开除过我的母校。当年上课用的西楼以及作为宿舍的北楼都还是老样子，操场上又盖起一座新楼。这家学校那时的英文名字译成中文就是“真理大厅”。
我没敢惊动司阍人，只站在大门外瞥了几眼。我作为工读生织过地毯的西楼顶层映入眼帘，我挤过羊奶的羊圈设在操场东头。我在那操场上蹦跳过。小时玩过的秋千和压板，如今已没有了踪影。我的小说《邮票》就是以北楼为背景的，只是大门前再也没有《邓山东》中所描述的那些摆摊卖吃食的了。
我们那个学校在大三条，而教堂则在二条。当年每次去做礼拜，都要穿过一个宽敞的院子。这个院子说得上是沙漠中一片绿洲。它纯粹是另一种格局，代表另一种生活水平。门并不大，然而十分厚实。院里矮松成行。我们总是沿着当中那条甬道走，出了大门，对面便是二条教堂。绿洲里那条甬道还分出几个叉路，通往一幢幢精致的双层住宅楼。每幢分别为矮篱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