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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愤然走两里路去报派出所。当她好容易硬把个警察拖来时，打架的夫妇早已熄了灯插上房门入寝了。她怎么敲也不开门。警察在外面大声质问那男人为什么打老婆，女的娇声娇气地替他回答说：“他没打我！”弄得警察埋怨起女权运动家来。
从那以后，我懂得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至理名言。
八、基础
盖房子要先打地基。遇到地震，有的房子立刻倒塌，有的屹然不动，这就看地基坚固的程度了。
感情的基础要比土建的地基来得复杂。王宝钏死守寒窑十八年，那基础至少一半靠的是封建制度的闺范节烈。前些日子电视上演的《铁坦尼克号轮船沉沦记》中，船沉之前当船长宣布妇孺可以上救生艇时，一个女乘客拥抱着丈夫坚持跟他同归于尽，我看了觉得其情可感，但未必很理智。1957年一位女同志被一名很不懂政策的领导叫去，说：“要把你丈夫划为右派了。你离婚，就吸收你入党；不离，也给你戴上。”那位可敬的女同志回答说：“入党，我还不够资格；该戴，就请便吧。”这个答复我认为既表现了她的原则性，也表现了两人感情的基础。倘若有人出题要我画画人间最美丽的图画，这肯定应是其中的一幅。
一九三八年我曾在武昌珞珈山脚住过几个月。有时被大学里的朋友邀去吃饭。席间常遇到一位教授扶着他那双目失明的夫人来赴宴。他轻轻替她搬正了椅子，扶她坐下，然后一着着地替她夹菜。当时也想，倘若我是个画家，把那情景画下来多美！近两年住在天坛，每晨必看到一位穿绿裤的中年人——可能是位复员军人，推了一部自己用木板钉成的轮椅，上面坐了一位下肢瘫痪的妇女。天坛的花，根据品种分作几个园子。他总是按季节把她推到月季、芍药或牡丹园里；自己麻烦些，却让这位失去行动自由的老伴儿仍能享受到鸟语花香的清福。近来在报端，时常读到男女一方因工伤事故面部灼伤或失去手足，而另一方坚守婚约的美谈，我觉得感情的深浅与无私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这种可贵的感情只有在危急中才显示得出来。
“文革”期间，颇有几对夫妻是双双自尽的。这跟大西洋沉船时一道丧生者有相同的一面，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那阵子我就偷偷买过几瓶敌敌畏，动过这种念头；幸而我有的是一位坚强的爱人。在那场浩劫中，她由于同戴红箍的顶撞，受的罪要比我深重多了，并且还尝到了皮肉之苦。然而一个从不在乎营养的她，在牛棚里却通过看守人向家里索起多种维他命丸。一经发觉我那种怯懦的企图，她就断然制止。第一，她反问我：“咱们没有犯罪，凭什么死？”第二，她相信物极必反，恶者必不得好下场。她要我同她一道看看历史将会为歹徒做出怎样的结论。
土建的地基靠钢筋水泥，感情的基础靠工作和患难共处。有人说地下党伪装夫妻的同志不许真地发生感情，我不信。再也没有比在敌人刀光下并肩作战的战友更容易建立起感情的了！今天，倘若一位青年发明家在工作中受到挫折，而一位女同志在斗争中，冒了风险挺身出来支持他，鼓励他，他们最终成为夫妻，我认为不但是极其自然的，而且基础必然是深厚的。这里不存在什么“甜蜜的折磨”，而是信任尊重，对党、对国家、对四化共同的忠诚。这样的爱情会给予生命以力量和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巨厦，将经得起台风、旋风、龙卷风以至里氏八级的地震。
一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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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作者：萧乾
1979年访美归来，我接到美国汉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路易斯·罗宾逊（Lewis·Robinson）的来函，说他正在研究我早期所写的揭露教会学校黑暗面的小说，问我在几十年之后，对于基督教在态度上有无改变；如有，是哪些改变。我记得当时在回信中曾说，小说是生活的反映。我揭露并反对的是二十年代的强迫性信仰，以及宗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但不反对宗教本身。我尊敬耶稣这位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也珍视《圣经》以及基督的一生在西方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我拥护信仰自由，因而没有理由去反对基督教或任何宗教。如今，中国的基督教“三自化”了，情形就大不相同。然而我经历的却是六十多年前的教会学校。那时《圣经》要一章章地死背，背不下来要挨罚。祈祷时有人监视闭不闭眼。那时，教会及其附设的学校和医院，实权都由外国牧师掌握，因而就出现伪善吃教者。几十年后事过境迁，个人恩怨自然已淡化。然而重读旧作，我认为自己还是忠实于亲身的观察和感受的。
1988年，这位汉学家从美国加州给我寄来了一本书。书名是：《两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LewisRobinson：Double…edgedSword：Christianityand20thCenturyChineseFiction）。书中除了探讨冰心、许地山、郭沫若、郁达夫和李健吾等作家的早期作品中有关基督教的部分之处，还有一章的标题是：“萧乾：一位反基督教作家”。在这一章里，他着重分析了我的四个短篇（《皈依》、《昙》、《鹏程》和《参商》），追溯并评述了我对基督教的反感。从全文的大量引句来看，作者曾下功夫仔细咀嚼过那四篇小说。我认为他是以学者的态度就作品本身来客观地进行分析，并未板起卫道者的面孔。然而读完之后，我又觉得他主要是（也只能是）就作品谈作品，并不了解早年教会学校一方面曾给过我工读的机会，但对我幼小的心灵也曾怎样摧残和打击过。三十年代我那样勾勒徐志棠和王志翔之流的嘴脸，也许有失忠厚，然而那类角色我确实见过不少。多年后，他们还偶而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一、银铃和雪橇
由于个人遭际，我对宗教有反抗的一面，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孤寂的童年，宗教也有过吸引力。尤其圣诞树上那彩色的灯泡，墙间悬挂的五颜六色的纸环，以及在大风琴伴奏下的充满喜悦的歌声，都曾给过我莫大的快慰。我不愿人家强迫我在教堂里下跪，祈祷时硬逼我合眼，然而我还是很喜欢教堂那高大的拱顶，尖形窗上五彩缤纷的玻璃嵌成的图案和人物故事，更爱那肃穆的气氛。
小时候，有一次我曾溜进北京城东北角一座蒜头状屋顶的东正教堂。那里，礼拜时人人都手执一支火焰跳跃的蜡烛，希腊文的颂诗格外深沉悠扬。祭坛上点的檀香沁人心腑，身穿金线镶边的绛紫色祭披的神职人员忽而举臂向上祈求，忽而又向坛下的善男善女祝福，很觉新奇。
1935年进《大公报》工作时，报社近旁就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我常为它那铿锵悦耳的管风琴声所吸引。1939年初路经巴黎，我直奔闻名遐迹的巴黎圣母院。欧洲教堂和中国的寺院庙宇迥乎不同，廊柱间却同样缭绕一种与世隔绝、通向凌霄的灵气。
在所有歌曲中，我最喜爱的还是有着银铃和雪橇的《小城伯利恒》和《三个东方博士》，音调是那么轻快怡人。进大学之后，我逐渐迷上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海顿的《创世纪》和每年圣诞节必听到的亨德尔的《弥撒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向虽讲求理性，然而有时我也巴不得忘情于一种虚无缥缈的崇高感，听任十八世纪一位天才乐圣用大风琴的音符洗涤一下自己的身心，进到恍若悟人禅定的忘我境界。
我曾对用板子逼我成章成章地背诵《圣经》十分反感。然而我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即便在挨板子时，我也仍能透过泪光欣赏其中动人的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我在羊圈里干过活儿，而《圣经》里，羊羔总在咩咩地、娇滴滴地叫着。这里，到处是出自日常生活的生动比喻：种子有撒在路旁的，也有撒在石头地上的。书中举稗子、面酵、撒网为例，又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并且说，一个尽管能讲万国的方言以及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象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些形象化的比喻，在记忆中犹如一盏盏长明灯，永远不会熄灭。
《旧约全书》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包罗万象的文选——代表着整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文选，不啻是把《诗经》、《离骚》、《左传》、《史记》和《三国》、《水浒》以及《三言二拍》都编到一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纪》。希伯莱人的伊甸园也是富于魅力的。在这里，赤裸的亚当和夏娃由于偷吃禁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