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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部那边像是有三四位理发师，而且只有一位女顾客。有个男同志刚走进来，就被女理发师领到我们前边的一张椅子上，亲切地说：“等一下我叫你。”原来女部正在理着另一位男顾客。我沉不住气了，就对后边一个同命运的人说：“咱们难道不能也去女部理吗？”他朝我摇摇头，小声说：“别找那个麻烦，那都是有关系的。”
于是，我们继续攀谈起来。通过他才知道男部共有十七位理发师。我说，整个男部难道就由那位像是病号的女同志一个人支撑？他说：“不，说不定一会儿107号会来呢！”这样，我们就像盼救世主那样盼这位107号，几次有人推门进来，以为是他，原来只不过是来加长我们这个绝望的队伍的。
将近十点钟，进来一个细高个子，穿蓝制服的年轻人。我旁边那位知情人释然地说：“啊，他就是，有盼头啦。”
只见他走到里间，先把手中的雨伞支开，然后由抽屉里取出一块布来细心地把雨伞上一块一块的雨水拭干。擦完伞，他坐下来，撩起鞋来。擦完这只又擦那只。我们20几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每个人这时都有所感吧，但没人敢吭一声。
以为他该穿起白大褂干活了，才不呢！他点上了一支烟，坐在软椅上，一口口地喷起烟雾。随喷，好像还在欣赏着那烟圈儿。
哎呀，他站了起来，真地去穿白大褂了。我们自然也流露出希望来。他对镜把衣着整理了一下，绷着脸，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走来。走过我们这排人面前时，他并没望我们一眼。我们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拐弯，他悠悠达达地拐到女部去了。一阵打招呼声之后，他挑了张椅子坐下来，又点上一支烟，聊了起来。
他从女部踱出来了，几乎擦着我们的膝头踱过，推开玻璃门，他站在门廊里观赏起雨中街景来了。这时，我想到三十年代时，洪深在上海租界影院里对辱华影片情不自禁的抗议。我也想当一次英雄，但我没有当成。我刚一抬屁股，身边那位“难友”就扯了一下我的衣襟，小声告诫我说：“这年月，小青年惹不得呵！”
他从门廊踱了回来。踱到后面，又坐下来，抽了一阵子烟，才站起来，拉开抽屉，一样一样地取出他的工具：电推子和吹风器。哦，原来靠外边第一张椅子就是他的。他慢条斯理地把工具一一吹了吹，掸了掸，然后才把电线的一端塞人插销，转过身来，朝我们这一大排等待着的顾客中间最前边的一个努了努下巴，就像电影里古代酋长对奴隶的那种神态。
我小声问了问我身边的那位“行家”：“这里有头儿没有？怎么也不管管？”他垂下头来，又斜过脸来说：“管？以后下雨天，就连107号也不照面啦！”
七、我总算有了间书斋
在我的概念中，书斋就是一间（不论多么小）不摆床的屋子，一个脑力工作者可以躲开一些分心的杂音——剁剁炒炒、洗洗唰唰的声音，能静下来思考的地方。在有些国家，这也许是件必需品，一个起码的条件。在房荒仍然严重的我国，不能不承认它还是一种奢侈。
大约1956年春间，在一时政策的照耀下，我一度忽然有过那么一小间。1949年以来，只有那几个月里我写过几篇东西。可没多久，那小间就昙花一现地消失了。
当我在柏各庄跟十几位同命运的人们滚在一条炕上，或在咸宁同几个人合住一间用砖坯堆起来的小屋，以及后来回到北京四口人挤在窗下就是公共尿池的八平方米斗室时，我时常有这个非非之想：要是有一间一个人的工作室多好啊！
1983年，这个梦竟然变成了现实。如今，我有了一间颇像样的书斋。它不但面积不止八平方米，还有漆得锃亮、可以摆各种纪念物的组合柜，壁上挂了朋友胡絜青、叶浅予、阿老、苗子、秦兆阳、子野、育莲的字画，以及祖光和凤霞合作的《秋艳》。真是造化啊！
但是，每当我工作累了，倒在沙发上，望着这一切，心头就总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我想：假若把十亿人搭成个金字塔，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当然，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民盖的整幢整幢楼房，可是我身边的许多人，住得都不比我当年宽绰多少。一个青年评论家，在同另外几个同志睡着双层床。还有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提房子，她就摇头皱眉。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必然也像我当年那样，把房管所的门槛都跑穿了。那时我看到的是难看的面孔，如今呢，可能和气点了，然而管理员还会朝你摊开双臂说：没有房叫我咋办？
自然，现在到处在盖房了。从统计数字看，市民平均的住房面积也在上升着。我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我祝愿我的同行们个个都能有一间书斋。
到那时，我再来谈我书斋里的陈设吧。这里，我只想说，我在七十三岁上，才混上一间书斋。我希望并且相信新的一代，将会早一点有。
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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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小胡同
作者：萧乾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的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羊倌）胡同出生的。七十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北京，读完美国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九十年代一位摄影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学的崇实（今北京二十一中），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张。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十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磁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粘乎乎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饭——赏我点吃啵”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有林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