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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行一些规劝。他讲的大都是战后中欧的一些事情：玛萨里克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国案啦。总之，他认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没有好下场。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自指声音颤抖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随说随戏剧性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腕上的表说：“我后天飞伦敦。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话。”对于我说的“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声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个毛茸茸的指头逗了一个摇篮里的娃娃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西方只有一位何伦，东方的何伦却不止一位。有的给我送来杜勒斯乃兄写的一部《斯大林传》，还特别向我推荐谈三五年肃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荐当起“参谋”：“你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斗你的时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来上几句。别看香港这些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等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了下属的时候再瞧吧。受了委曲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那么慷慨激昂地当众讲一通的，碰上了德莱季雷福斯那样的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
于是，参谋出起主意了：“上策嘛，接下剑桥的聘书，将来尽可以回去作客。当共产党的客人可比当干部舒服。中策？当个半客人——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你还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又可以受到一定的礼遇，同时静观一下再说。反正凭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外国又呆过七年的，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顿‘洋奴’！”
那一宿，我服过三次安眠药也不管事。上半夜是那一句句的“忠告”像几十条蛇在我心里乱钻。后半夜我只要一阖上眼，就闪出一幅图画，时而黑白，时而带朦胧彩色，反正是块破席头，下面伸出两只脚。摇篮里的娃娃似乎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忽然抽噎起来，从他那委屈的哭声里，我仿佛听到“我要国籍”。
天亮了，青山在窗外露出一片赭色。我坐起来，头脑清醒了一些。
两小时后，我去马宝道了。临走留下个短札给何伦教授：“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十分抱歉。更抱歉的是害你自跑三趟。我仍不改变主意。”
八月底的一天，我把行李集中到预先指定的地点，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随地下党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京。
三十个寒暑过去了。这的确是不平静也是不平凡的三十年。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从没后悔过自己在生命那个大十字路口上所迈的方向。今天，只觉得感情的基础比那时深厚了，想的积极了——不止是不当白华，而是要把自己投人祖国重生这一伟大事业中。
一九七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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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记忆
作者：萧乾
山雨欲来
仿佛刚开完春风烂漫的神仙会，远处又雷声滚滚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敌人可真猖狂，竟然在团中央机关刊物的封底一幅水彩画上玩起花样！孩子说，那水纹清清楚楚地写着“反动派万岁”。其实，我翻过来掉过去，始终也没看出什么字样。而且，反动派咋会叫起自己“反动派”来呢！可孩子说，这是警惕性特高的“中央首长”发现的。认不认出来，就看自己对中央首长的感情了。这么一来，我只好说，看见了，看见了。
接着，孩子回家又传出：火柴盒上也出现了反动标语。还有，那个挺好听的《红旗颂》唱不得了，原来它的主旋律是“满洲国国歌”，唱了就等于颂扬王道乐土！
接着，五八年印行的几部长篇也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本接一本地倒了下来。有反党的，有反社会主义的，有反人民的。罪名乍看起来并不雷同，但都够进毒草行列的。
早晨一上班，就接到通知：不办公了，全体去看电影《早春二月》，而且说明有人在影院门口点名，不准请假！看完了立刻回单位分组开会，支书主持，人事科小徐作记录。每人都必须发言，要作为反修坚不坚决的一次考验。
江南小桥流水，本来挺开心的一部片子。这么一来，看电影真是活受罪！
院子里，西屋老太太跟闺女吵起来了。照理，闺女应该好打扮。如今，掉过来了！老太太给闺女做了件连衣裙，要她把那件打了三块补钉的褂子换下来，姑娘死也不肯，还朝老太太嚷：我这里学雷锋，您倒好，扯我后腿！您忍心害自己的闺女当个修正主义分子吗？
老太太是家庭妇女，不像干部那么天天读，不了解天下大势，更不理解女儿谈“修”色变的心情。其实何止一件连衣裙，一切美好的东西，从文物字画到花花草草，都早已成了修正主义的标志了。
中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强大中心堡垒，靠什么？靠人人争作向阳花。怎奈中国是个枝权茂密的大灌木丛。要靠小将们披荆斩棘，把千枝万条全砍光，砍得神州大地只剩下一朵朵光杆儿的向阳花。
集训班
我总觉得六六年开始的那场灾难，起初有点神出鬼没。一下子批三名三高，一下子又找起戏剧电影的碴儿。它就像太平洋一股超级龙卷风，在汪洋大海上来回转悠。当时象我这样反正准备挨斗的，心里固然紧张；就是摩拳擦掌准备斗人的，心里也未必有个谱儿。
六月就糊里糊涂地进了个集训班。学员足有七百：唱戏的，画画的，作曲的，真是人才济济，应有尽有。说明都是黑线人物，为了“背靠背”才把我们同革命群众隔离开。可进去之后，最初倒更像个夏令营：床铺干净，饭食可口，晚上还有电影看。不许出大门，可周末又有大轿车接回城同家人团聚。上下午开会学习也是一片和风细雨。大家都使劲抖落身上的“修”菌。大会斗重点对象时，有些小演员数落起大干部，也相当于一挺轻机关枪。然而《十六条》写得明明白白：要文斗不要武斗。所以心里是踏实的。
进入七月，集训班有点异样了。一天，集训班的一位学员从三楼甩下一条特大的大字报：“打倒大叛徒某某。”而这位某某正是贴者的乃父，他们父子同是集训班的学员。这一大义灭亲之举自然引起轰动。更使人惊奇的是，那位某某安详地扇着一把大折扇，也站在那里同我们一道看，没发一点火。我捉摸起他那份平宁。一、他心里也许明白揭的并非事实；二呢，他也许想，孩子这么一划清界限，今后日子会好过些了吧。
接着，外面来揪黑帮了。一天下午，我看见两位老干部各抱着半个西瓜大吃特吃，还以为他们很开心呢。旁边知情的说，难为他们呀，刚从工人体育馆押回来。在那里，脖子上挂了好沉的牌子，被红卫兵象拉牲口那么满场绕着斗呢！
进入八月，形势不妙了。所住的那个学院里也有了红卫兵。名气大的，去餐厅的路上就揪来斗。要自己报名。大家都学会过关的窍门：自称“我是个黑帮”。尽管如此，一到吃饭时，大家就发愁，饭后更不敢像往常那样在大院里走动了。
接着，各单位分头派车来接黑帮了。上车之前，照例先斗一通。记得在《白毛女》里扮演黄世仁的那位就给带上高帽。罚跪之外，还打个头破血流。审问他为什么逼死贫农杨白劳！那就正像后来折磨为了深入敌营而任过伪职的党员一样：扮演的角色，同本人划了等号。
我开始明白这是个皂白青红不分的运动。它触及的仅是皮肉，触不到灵魂，因为领头的也根本不知灵魂为何物。
斗争会
他是一位骨瘦如柴的老戏剧家。一身皱巴巴的蓝制服，山东口音，是位纯朴的老人。可二十年代当我还是娃娃时，他就已在文坛上活跃了。其间，为了革命，他坐过不少年牢。本来他早就搁笔不写戏了，偏偏在“史无前例”的两年前，他写了个历史剧，而且一下子就轰动了。老头子说，总算打响了一炮。谁知这里竟伏下了莫大祸根。
由于运动前夕他就被点过名，所以同我这个摘帽右派一样，是理所当然的重点。只要开斗争会，不拘大小，从没漏过他。开的既然是斗争会，那么照例都得挂牌子，喷气式。皮肉之苦总是难免。
干什么都得有个目标——生产上叫指标。当时，罪大恶极莫如反对主席。斗这位老人，就是要他招认戏里的坏皇帝影射的是亿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个目的达不到，当然就誓不罢休。
这老头儿平时挺随和，可在这个问题上他却犯了犟，怎么也不肯合作。既然那确实是没影儿的事，凭台下怎么喊：“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