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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福家就住在学校后身的胡同里。起初，他告诉我们西口新近来了一个做小炸食的汉子。随卖随唱，并且会说顶有趣味的故事。天天在我们上笔算那堂他就由瓦岔胡同过去。我们都感到兴趣。于是，就留心起来。
那天的笔算班我们头各埋在书上，耳朵和心却伸出校墙外去了。当一个同学正背九九表时，墙外远远地送进来一阵清脆的歌声：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小炸食呀，炸得焦啊……
知道我们所盼望的人到了，大家就都兴奋起来——特别是当孙家福立在窗口装吐唾沫时，大家异样的神色害得正在背九九表的人顺嘴流出“七七五十六”来。（为保持课堂的严肃，老师在他手心上重重地打了五板。）
记住这个时辰以后，我们几个孩子决定趁这礼拜日在胡同口去等他。我除了每日应领那笔款项外，并且把年下起贮的泥扑满也偷偷地砸个粉碎，几个张望着的孩子立在瓦岔胡同口一棵椿树下等着。直等到厨子、少奶奶们一个个都提着菜篓子往家走了，才远远听到一阵嘹亮的歌声：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老太太吃了，寿数高啊……
“来了！”孙家福向大家打一个招呼，就领头向北跑去了。
在拐角处我们见到他了：一个高大魁伟的汉子，紫红脸膛，有着一副诙谐的表情，毛蓝裤竹标袄的中腰还扎着一根破旧的皮带，胸前系着一个小篮子。他把手向耳边一捎，头向天一仰，就又唱了起来。
“嗨，卖炸食的，站住！”孙家福用一个熟朋友的口气迎头截住了他。这汉子响亮地笑了起来，马上就蹲在靠近电线杆子的墙根下了。
“你们小哥儿几个可得多照顾啊！”他一面揭开篮子上盖的布罩一面说，那腔调恰象推水车的山东佬。
篮子里放着一个长方匣子，一格一格地放着各样吃食。有能拍成三四尺的长寿皮糖，有满身是白线的桔子糖球。匣子一端整齐地堆着一包包的小炸食，上面各打着一个四方的红印：“邓山东记”。
“卖炸食的，再给我唱一回《饽饽阵》好吗？”孙家福扯了他胳膊说。
“你们可得买啊！曲儿俺有的是。”
“你放心，准买。我先把一个铜子儿押在这儿。”说着，我就把一个滚热的铜子儿放在那纸包堆上。
“慢着，少爷！”他拾起那铜子，还给了我。“别乱搁。俺说着玩儿呢。唱个曲儿还过不着！别说一个，十个俺也中。”
他先唱的是《饽饽阵》，是用我们常吃的点心的名字编成一个阵势。随后，我买了一包小炸食，叫他唱一支逗乐儿的。他唱的是《丑妞儿出阁》。唱到“洗脸盆本是沙锅底儿，蟋蟀罐儿当作胰子盒”时，把我笑得差点倒在地上。每唱完一支，总有人买一点东西。并且还争着嚷：“先给我唱！”唱出来自然是大家听。
我们问他嗓子怎么那么好。
“这算啥！俺在兵营里头领过一营人唱军歌。那威风！”说到这儿，他叹息地摸一摸腰间的皮带。“不是大帅打了败仗，俺这时早当旅长啦。”提起心事了，于是他摇摇头，嘴里低哼着：
一愿军人志气强，人无志气铁无钢……
我数着他脸上的红疙瘩，看着他脖下那随着歌声一起一伏的圆卵，象雄鸡在打鸣。
歌听完了后，我们各人把买到的东西往袋里塞。孙家福指给他前面伸到蓝天里的那旗杆顶，告诉他那就是我们的学校。
“没错儿，明儿俺就去。”
这人不失信。第二天我们正上国文时，墙外送进一阵亲切的歌声。我们都知道这是唱给我们听的，就格外留心了：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学生吃了程度高哟！
中学毕业大学考呀，
欧美留洋创办学校！
听得连教员都噗哧笑了。
午学一下，我们一群就像蜂子似地扑到校门口，密密匝匝地围起他来。一下，糖和炸食全卖光了。他高兴地唱了两段梆子腔。
他说他得“扩充”了。小炸食太油腻。几天以后，他竟摆出一副用磁漆油得雪白的担子，玻璃盖底下是五颜六色的糖果。
从此，对我们来说，学校不再是那样可憎了，虽然老师板子的分量并未减轻。
“黄少爷，今儿又挨了几板儿？”他常握着我那藏起来的腕子温存地问。这时，如另一个同学替我回答，比方说，三板儿吧，他就会由玻璃格中捏出三颗小糖球硬塞到我红肿发烫的手心里，拍着我肩膀：“别委屈。俺这糖专治手疼。让老师管教好，将来吃一辈子糖，别像俺，光卖糖呀！”
他的热心肠是我们受到老师苦打后唯一的补偿。甚至我们中间自己有了纠纷时，也去麻烦他。他总是东点点头，西点点头，说：“都有理，都有理。不该动手啊！”
孙家福因为朝会上偷看《七侠五义》，斋务长罚他不准回家吃饭，空着肚子立正。这消息传到邓山东几耳里后，就交给我一包芙蓉糕。
“想法递给孙二少。真是，哪有饿着孩子的呢！”
“钱呢？”我问。
“什么话呢！”他怪我傻像。事实上我们都不欠他一个钱。“俺眼并没都长在钱上。朋友讲的是交情。过去！”他作了一个手势。
丙级教室的门已经锁上了。孙家福撑了弯斜的腿，立在冷冷的墙角，正噘着嘴揉着带黑圈儿的眼睛哪。
“家福！”我伏在窗上，低声叫他。待他睁开眼睛，我说了声：“接着！”就隔窗把他的午餐抛进去。我自己得意地回家去了。
下午第二堂，听差老安探进头来，说斋务长叫我。我心虚了。终于在同学臆测的眼光中，向正在怒视我的老师告了退。
走到斋务处门前，我的心就如战鼓似地怦怦敲了起来。偷偷在墙上把右手心磨了一磨，然后像囚犯似地走进去。
“你为什么偷送吃的给家福？”斋务长劈头就严厉地问。
“我——我——我没有啊！”
“说谎？说谎加三倍打。干脆照直实说，送没送？”这时，飕的一下他已由怀中抽出那二尺硬木的刑具来。
“点心哪儿来的？”
“他——不，买——买的。”
“你又说谎！”他用板子指我的鼻梁。吓得我倒退两步。“门房眼看你赊来，由窗口掷进去的。”
板子扬起时我本能地溃退了下来，直退到一个墙角。
那板子便追逐着我，雷也似地在半空中挥着。
第二天早晨邓山东儿叉着腰，撒着嘴说：“他娘的，撵俺走！官街官道，俺做的是生意，黄少爷，你尽管来！”
原来斋务长已不准他在门口摆摊了。
我把满肚想诉的委屈都咽了下去，什么也没说出来。
朝会时，斋务长报告以后学生不但不准买门口那人的糖，连和他过话也不准，否则要重罚。这命令镇不住多少人，特别是和邓山东儿有交情的绝不甘心。
上午第末堂，墙外又送进来熟悉的歌声：
三大一包哇，两大一包哇，
天真子弟各处招呀。
揍人学校办得糟哇，
俺山东儿谁也不怕！
这最末一句唱得那么响亮，那么充满英雄气概，把个台上的老师气得发抖。我们虽然坐在校墙里头，心却飞向这个声音。
第二天早晨我到学校门口时，看见一簇人正围在邓山东儿担子那儿，个个老鼠似地低着头挑东西呢。瞧见我，他遥遥地直起了身子，探出头来招呼：“黄少爷来吧，新鲜的秋果。”
就仗着人多，我钻了进去。十几只手都伸到一个大笸箩里抓来抓去。把虫蚀的丢下，把又大又红的握到自己手里。正争闹着，我感到谁在背后打了我一下。我本能地回过身来，只见斋务长绷着一张铁青的脸立在眼前了。
“好大胆子！”他附着闪了一颗金牙的黄牙板说。
孩子们的小手都缩回到身边去，一个个默默地散开了。
“走，全到斋务处去！”斋务长说。
“我说，当老师的。”邓山东愣愣地追了上来，“买东西不犯法呀。你不能由俺摊上捉学生！”
“滚开！”斋务长气哼哼地说，“不滚开带你上区里去！”
“喝！”邓山东来回打量着我们这几个俘虏和鄙夷他的斋务长，气愤起来。“上区就上区，俺倒要瞧瞧你敢拿我怎样！”说着他挽了袖子，挑起担子，就跟了进来。
顿时，操场上一群玩皮球的孩子们把视线由皮球移到校门洞来了。
门房正要往外赶邓山东儿，却被斋务长拦住了。
朝会照例由一位教员立在台上对古圣贤的话发挥赞赏的议论，只是这天我并不是坐在后排椅子上玩把戏了。我们七个难友，（如今才数清楚了为秋果所迷惑住的人数。）——加上邓山东应该说是八个——靠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