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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着他们念完祷词（壁炉上摆设中央有一座金属锃亮的十字架），望着他们打开折叠的洁白餐巾，望着他们欣喜地活动起嘴部来，我感到满意了，因为我知道，这样明天他们又可以生气勃勃。我守着，守着，直到女主人催促孩子们上楼预备睡觉。在最末一个孩子闪出饭厅之后，向我这面的灯光突然关灭了。顿时，黑暗使我感到冰冷。适才的幻景随即迅速地消失不见了。我还听到孩子们在甬道跳跃的节拍，吹着细锐的哨子。那曲调必是他们新由学堂里学来的。
黑暗使我重新感到孤单。我方明白那温暖柔和原设我的分，就垂丧着头，摸索着向前走去。
远方有叮当沉重的金属声穿过黑色天空。它像敲着了我的灵魂。这引起我的好奇。我抬头，一只类乎袅鸟的飞禽在怪啸着。白杨响亮地抖擞着它的闪光战衣。瞥见短松，我担心果有仙魔隐在这宽平绿野。蝙蝠用极轻薄的姿势倏忽环着我身畔飘舞着。我的脚不由得向着叮当的声音走去，像是着了魔，盲目地迈着脚步，寻着什么灾祸。
秋天的星空是和地上的森林一般神秘不测啊。流星如顽童在青石板上任意抹画似地在深蓝色的天空乱划出银亮的线条。一瞬间，便坠往不可知的所在了。远处跑马场似有马在嘶嘶长鸣。我镇定耳朵去搜索，又像是销沉了。似是而非的荒唐的夜啊！毛织厂这时正赶着工，轧轧的机声像是夹杂着“要活下去啊”的呼喊。那细高的烟囱正向深蓝色天空吐着乌黑的气。是生存的郁闷之气啊！一阵钟声响后，我仿佛听见了低微的诵经声。黑袍僧侣用中古的拉丁语为人类祈求着幸福哪。这时，夜掩起学堂罗马式建筑的秃亮脑瓜，方方小窗户里正点着黄澄澄的灯光。那必是自修室，多少勤读的脑袋借着灯光在装载着各世纪学究遗留下来的智慧了。
我终于摸索到那叮当响声的跟前。那是靠路中腰的左边。道旁的草地已被挖成沟渠，旁边横竖躺着许多木料。在一盏明亮眩目的水月电灯下，几十只筋条高耸的手在忙碌着。
我蹑着脚步走近圆滚的木料。忽然，一声警告的咳嗽，一个黑影半支起身子向我望过来了。细一端详，他穿着一套不齐整的西装，嘴里叼着一只烟斗。身子掉到闪亮的方向，灯光把他的脸照得很红润，可是看年纪他总有四十了。
“喂，来干么？”他突然提防地问。
“我是个过路的人。”我索性走近他身边，环视片刻，便猜问着：“忙着盖房吧？”
我看着他的动静。毛茸茸耳朵上夹了一管铅笔，两只细小如鼠的眼睛总凝视着前方出神。两个赤背汉子各挥着一柄巨锤，在轮流敲打一根钢筋。火花迸发得那样灿烂，我竟凑近他身边坐了。
他拔出烟斗，搔搔耳腮，又瞅了瞅我，就仍掉过头去了。
我为他这点冷漠所窘。我守着由烟斗里枭枭飘起的白烟，在灯光下变成连环套，团团盘绕着。这监工好像只关心一只钉子可曾锤到尽头，或一块木料有没有铝错了尺寸。他并不曾觉得身畔有我这人的存在。为了这个，我不舒服。我拽着他的袖子说：“唉，告诉我呀，干么这么忙哇？”
“喏，你这人！”似乎怕我会扯碎他的袖头，赶忙抽回胳膊说。“新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么——快到了，一对——哼，年轻的。”话语间，他似乎有点鄙夷这房子未来的主人，又似乎是厌烦我再问下去，索性一气说个干净。随后，干巴巴地吐了口唾沫，就又用烟斗堵上嘴巴了。
从那以后，我把散步的距离拖长了。我每天黄昏都到这房子跟前，好像那就是我的房子。我守着他们砸地基，守着他们立梁柱，还守到他们把赭色的方砖一块块地垒起来。那监工的可老那么缄默。他抽着烟斗，搔着耳腮，肚里时刻老那么盘算着：卧房的门应朝哪方，厨房怎样和客厅打通，将来待客时递菜好方便。谁也不知道明天该干么，可是到明天，经他一指点，一层洁白石阶平地而起，那道短墙拐了一个角。
这中间，有一个时期局里派我到六十里外的矿山去调查工人生活状况。这是我就任后第一次出差。在那里，我过着极为异样的生活。天天矗立在我面前的不再是摩天大楼了，却是比那个更巍峨的矿山。我是住在一座山坳里，门前便是纵横细窄的铁轨，上面日夜狂奔着运煤车。虽然是躺在一张极其难得的铁床上，我却不曾安宁地睡过一夜。我像进了一个古怪偏僻的国度，比非洲莽丛都还奇异。矿工的脸似乎涂满了炭，上面滴着液体的黑珠。他们终日瞪着狰狞的眼，总像是天将坠下来那么紧张。很少听到他们说一句安稳的话。不是缄口沉默，就是大声嚷叫。为我们所习惯的文明从未吹到这里，他们似乎把文明和礼貌一并遗失在漆黑的矿井里了。在我初到的那一晚，我始终没阖上眼。我总担心门口会钻进一张黑脸。出人矿务局的每一个人，硬领都是那么洁白，说着那样恭逊的绅士用语，谁想矿务局的生产者是这样迥乎不同的人呢！
我们矿务局一共有五个井口，可是实际开采的只有四口，另一口封起来了，在休息着。只有乍人地狱的恐怖可以形容我第一次随同工头下井时的心情。在黑洞洞、阴森森的地狱里，人的额头上各伸着一盏如鹤颈的油灯，一辆辆的煤车在铁轨上滚着，隆隆地震响。那些被巴比塞称为“马”的拉煤车者用吓人的声音嚷着，曳着一辆辆堆满煤块的铁车。工钱既是按着车数计算，他们只拼命地喊着向前拖，直到工头手里的电筒一晃，并随口骂了一句，为首的才缓慢下来，嘴里嚷着难懂的话。
我们是按照一张有着白线的蓝图走着。工头每过一拐角必说一声：“离井口八十呎了！”走到一百七十几呎的一个垛口时，几个矿工正用巨斧敲着一面黑壁。每敲一下，必有一大片坚硬物体轰然坠下，落在矿工赤裸的肩背上，然后滚到地上。我们走近，工头似乎也有点怕，喝道：“嗨，孙子，等等开！”
那举着斧头的工人听到这声音，即刻松缓了腕力，喘嘘着，可还规规矩矩地站到一旁。
工头解释给我说：这里采不得了，再有半哩就是水道，而且，因为采得太苦，上面随时可以陷落的。他叮嘱我回去据情报告上司，请他们快筹个妥善办法。
两个星期后，我又乘着局里特派的那辆汽车回到都市来了。乍离开山地，来到平坦坦的城里，我还有些不惯呢。我耳边时刻还有隆隆隆的震响，梦中高峨的矿山常巍立在我的床前。朋友们说我脸色黝黑，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人能把自己染得比一个矿工更黑的了。我似乎还留恋那些粗黑的脸，因为那是十足诚实的脸。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我又挥着钢笔登录起产煤的吨数了。不同的是，那些圈儿都变成狰狞的眼珠。时常我好像觉得那面黑壁轰然塌陷了，掩埋了那些举着斧头的矿工，掩埋了工头和我自己。即刻，我的肩膀耸起，浑身颤栗，直着眼睛，掌心冒着湿禄禄的虚汗。
坐在对面的同事看到我那呆呆的神气，便开玩笑地说：“怎么，思凡了吧？”（“思凡”是局里为“想女人”公拟的一个术语。）我惨然一笑，像是推开了压在背脊上的一堆厚土，又回到现实中来。
我喘出一口闷窒的气，顿时感觉清醒了许多。我扶着桌沿，想往外走。我一点没察觉同事皆在注目望着我。他们觉得我这呆像有点异常。
“干么去？”一位同事好意地扶着我的肩膀问。
“不行，我得去见经理。第三矿井险得很！”我挣扎着往外走。
“得了，规规矩矩记你的账吧！”另外一个叫常克明的同事用巧妙的姿势捏着烟卷，耸了耸肩膀，徐徐吐出口烟雾，轻率地拦住我。我不知道他是同情还是解恨。只听他说：“矿井的事早请好人了，用不着你来操心。刚由伦敦回来的。哼，蜜月！甜不上几天就得乖乖下苦井。”
黄昏时分，好像温习一种快忘却的课程，或寻找遗失了的物件似的，我搭上了汽车，怀着无限新奇，又来到赖飞路，这都市的一只胳膊。
方块房子里仍有着那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在搓揉着。我赶忙避开了。毛织厂的高大烟囱还安分地冒着那永冒不尽的黑烟。大学的楼已燃起灯光了，可是我最关切的是“我”那所房子。我踉跄地向前扑奔。
呵，伟大，玄妙的劳动！仅仅才两个礼拜么，立在我眼前的已不是一些横竖的木架，半堵短墙了，却是一座西洋风景画里常见到的那种平屋，尖尖的屋顶上面铺着齐整的青色薄石片，那扇玲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