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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像中了一箭的野禽似地，又懊丧地皱起眉来，说：“要那气死人的东西干啥？”
“好，我用处大着呢！”我又马上改了口风。“是的，没用，更可以送我喽。”
“你们这些人——”他端详了我一下，又勉强地挤出来一声苦笑，才说：“拿去吧。要，有的是。”
我就小心翼翼地把它撕了下来，一点都没有撕破，信封也还完整。头一回若是给人扯得一塌糊涂，下回就该碰钉子了。
于是，我又嘱咐了他一阵：再有，可别给别人。向他道了一声谢谢，才一溜烟跑下了楼。
好，那最初送我邮票的孩子一看见就非跟我要不可。据他说，这比外国的还难得。经他这么一说，我可就不肯给了。气得他咒我忘思负义。我忍了这口气，把瑞士的那张揭了下来，把这张补了上去。
从此，我知道了这位愁眉苦脸的人是有着一件宝贝的。上课时，我常偷偷递给他一块巧克力或口香糖，可是每次他都不大甘心伸手来接，接过去也没见他吃，好像只是为了不愿得罪我这个唯一与他往来的人才收下的。但一种感激的心情还促使我不断地给。有时还用臂肘顶他一下，向他开阖一下嘴唇，催着他快吃。可是他总显得那么可怜，那么狼狈。生活像有着填不满的坑，照不掉的魑影。他总不睬我。
不理我没关系，横竖他有了邮票总不忘记给我。他一共给过我三张：一张我自己贴上，一张跟白罗汉换了七张西班牙的，两张葡萄牙的。最近这张我还留着等行市呢。孟家二少出过两张法国航空，三张意大利的，可是我不干。我非逼他把那张全国运动会的纪念邮票拿出不可。他说了，要命也不撒手。
那天下晚学，我又由乒乓室跑去找老赵。獾似地窜进了第三宿舍，一直就奔到34号来。我重重地揍了一下门，没等答应就闯了进去。嘿，这家伙用被缠紧了全身，大白天睡起觉来了。我想由底下搔他脚心。又想，这假君子，惹不得。可是他连脑袋都包得挺紧。我就伏在那自缚的口袋嘴处认真地喊了一声：“老赵。”他还装着玩儿。我敢打赌他没睡着。我进来时还看见他脚动呢。我又喊，他仍不理。
这是他自作孽，我可就不客气了。于是，我就施展竹篓里捉螃蟹的办法，用手向被简隙处用力钻。滚热滚热的，刺刺的头发扎得我的胳膊直痒。我摸着脑门了。那道眉似乎比平日皱得还紧。往下摸，啊，摸得手指都湿湿的了。
怎么，这么大个子哭啦？我得哄哄他，我专会哄人。
于是，我给他吹我最拿手的哨子。吹的是《璇宫艳史》里的曲子。可是，我手掌上湿润的泪，竟堵住了我的嗓子，僵住了我的唇。我愈吹愈吹不下去了。
我蹲下，蹲在他的床头。
这时候，我伸进热被筒的手，已给另一只手握着了，握得紧紧的。我嗅到一股人体特有的气味。
陡然，他露出了头！啊，两只红肿的眼睛。我怕——可是我本能地抽出雯妹绣的绸手绢，替他拭那拭不尽的泪水。
也许他不惯受人哄，腾的一下就坐了起来。两只前露姜芽后露鸭蛋的脚就光赤地踏在地板上。
他推开我那香香的手绢，说：“朋友，咱们要分别了。”
什么，走？我马上就用力握着他的汗手。
他用瘦削污黑的指头，在技散的头发间穿来穿去。然后光着脚走到抽屉那里，扯出一封印着“吉林”下款的信封，交给了我。
“揭吧，这是你最后的一张！”
可是，唉，攫住我心的倒不是那张邮票了。把信丢在桌边，我又去抓他那缩了回去的手。
“可是，你干么要走？”
“干么！我要当亡国奴去了！”由他那呆呆的视线，咬牙切齿的神情，可以见得出他是怀着无限愤懑的。
我这时才对他的家事发生兴趣。但无论我问什么，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摇头。终于，他求我先走出去，让他静一下。约好今天晚上自修完了和他散散步，算是个临别纪念。
我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罗汉还直追着我问：“要了几张？还是四分的吗？”我用鄙夷一个无心肝人的眼色瞅他，并把空手张给他看，给他碰了个钉子。他嬉皮笑脸地说：“窄心眼儿，急命鬼。人家今儿个没有，不会等明儿个？”就由裤袋子里掏出他的口琴，随吹随跳地跑了。
晚上自修，我总看不下书去。看到75号椅子空空的，桌上照例摆的砚台也不见了。我就像生活里丢了一件平时不注意、而如今感到颇可留恋的东西似地那么愕然。我没心算代数，只在算草上描了许多“誓死”、“誓死”。看堂的刘老师一走近，我就马上翻翻手边的书，作作样子。及至他踱了过去，我望着这弹压者的背影，感到异常的厌恶。我等老柴摇铃，偏偏这老头子今儿晚上又打了盹。后面的兵营都已吹起那悠长而低弱的催眠号。我终于忍不住了，就托辞肚子痛，跟刘老师告了假，一直跑向第三宿舍。
宿舍这时漆黑寂静。可是在楼下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一种哧哧地勒绳子和搬东西的声音。我带着一种预期的惊愕，登上第三宿舍的楼梯。34号里正有着咕咚咚的响声。
拉开门一看，呵，墙上那些字纸已经撕个干净，书架上堆的净是破鞋和脸盆。一个亮光光的秃头，正屈着腰，在那里捆一个柳条箱呢。我不知该喊还是该笑出来。
听见人来，他抬起了头。发亮的头上爬满了因用力而鼓起的青筋。我蹲下，带点喘，捧着这瘦削郁闷的脸：“是老赵吗？你要走了吗？”
“是的。明天八点开车。”然后他用指头掐算：十一点到天津，下午五点过北戴河，六点就过山海关。……
“可是，你干么剃成这个样儿？”
“我是扮成农民的——不，我本来就是种田人家的孩子。念书的人都危险。我不能在未见到我妈之前给他们杀死！”说完了这话，好像这“妈”字增加了他一种忧苦，而又补添了一些快慰似地，他用红炯的目光看着我。
“有这么凶吗？既然会被杀，你干么还回去？大伙儿在这里怪好的。”
“兄弟，”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叫我，由心窝里叫出的。“我这里有两本书送给你——其余的，我都捐给图书室了。”他回身半直起腰来，由桌边拿下来交给我。然后就伏在那柳条箱上叹了一口气。“以后，以后连有中国灵魂的一份报纸也看不见了。”
我接过书来一看：一本是《东北问题》，一本是《青年与满蒙》。书的里封面都用浓重的笔墨写着我的名字，下面是他赠。他还在一个小块方篆印旁边记上这阴沉的日子，这夜晚。
等我帮他系上最后的一个扣，我们就下楼到操场上散步去了。
天，黑乌乌的。几颗残星正在一朵灰云左近眨闪着。
“有月亮多好啊！”我说。
“不，”他仰起头来，“惟有这黑漆漆的才是我们的世界。”
他异常热情地扶着我的肩，一声不响地向着操场的东墙根儿走。我想开口问，但我的话又给这阴沉的情景梗塞住了。
一阵铃声，跟着一片嘈杂的人声由课室楼拥了出来。
我俩摸黑绕过篮球场，一直奔到秋千架下。他咳了一声，就倚在柱子上了。
他仰起了头，向着东北角黑黑的天空呆望。然后，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我这次回去是要拼命去。其实，唉，也许是送死去。可是我必得去。……我不怕死。我哥哥就那么被鬼子用刺刀挑了的。我恨的是——你们这种人，不明白自己的国家到了什么地步，整天吹哨！——早晚一天——”
说完了以上的话，就似乎有了新的启示似地，又用矛盾而痛苦的语调说：“其实，也不怪你们。年轻人都爱玩。爱活泼；谁爱皱眉，爱流血？可是倒霉的你是个在帝国主义者蹂躏下的中国人。你没死，是因为还没有轮到你这块儿。早晚——你就是堵上耳朵，闭上眼睛——咳，也不成，也不成啊。”
黑影子里发出来的话说得我眼睛湿了起来。心里比爸爸不带我上青岛那回还难过多了。
我害怕——怕立在我眼前的这个活人，再过几天就真地变成刺刀下的克魂。我问他干么明知道会死，还非回去不可。
“我爸爸新近给鬼子捉去了。一家杀的就剩我们爷儿三个。我去年逃进关来，就剩他老公母俩。这回，就剩下我妈一个人了——”说到这儿他狠命地用拳头捶了一下秋千架。“我恨不得长翅膀飞了回去，落在那鬼子的身上，咬他个稀烂。”
这想法好像给了他多少快慰似的，就握住我的手说：“都怕死，就永远都当亡国奴！你还小……”
我仰头在黑暗中辨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