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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更惹恼了校役。不争气的妹妹他决定带回家去管教。当前他觉得是一个极严重的局势。白面书生天天所喊打倒的帝国主义似乎就立在他面前了。他眼睛里迸起火星。他感到极大的侮辱。他看到了复仇的机会。抓在妞妞肩头的那两只毛茸茸的手，像是掐着民族喉咙的一切暴力。他一把给拽开，随着，狠狠地在那姜黄制服的前胸推了一掌。
雅各军官踉踉跄跄地跌到讲台下。
“呃，呃，你这个中国人！”他抬起垂了散发的头，摸着下颚，红着脸，狼狈地说，惊奇着在这黑暗大陆上布道六年从来也不曾遇到的经历。他摇了摇头，欠着身子喊：“老徐。去叫巡警来。说有土匪！”
老徐刚转身要走，就为校役一脚踢着大腿，软软地倒下。
“别，别！”妞妞用膝头做圆规心，转了个半圈，睁大了泪汪汪的眼茫然地哀求着：“军官。看在我面上，您饶了我哥哥吧，哥哥，你别那样了。你赔赔礼就完啦。”
“赔礼？他妈的，亏了你这丢脸的丫头说得出。还不赶快起来跟我走！”他一把拖起妞妞来，鄙夷地看了左右两眼，“跟我走！我倒瞧瞧我这妹妹是谁的！”
妞妞颤抖着不知所措。她用依依哀怜的眼神望着那适才以宏亮声音祈祷的军官，看着那些脸吓成土色的一道悔改的同伴。但校役那只强有力的手牢牢地抓住了她的臂膀，气势汹汹地把她拖出了堂门。
北风仍在怒号着。花牌楼底下的路灯在忽明忽灭地眨着眼睛。
一九三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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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
作者：萧乾
生活里转着多种多样的轮。抓着一只，就会成为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
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前年高尔夫球时兴的时候，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在课室里还研究球洞和路线，梦里仍像握着那根细长粗头的球棍，向着一个极蜿蜒的球门撞。撞着了，会乐得把被子踢个窟窿。可是这把戏一熟，就没味儿了。我有着许多顶体贴的朋友，在我对这玩艺儿的兴趣刚要告尽时，就又拖我到别的上面玩。人家都捧我，说我这不会发愁、贪玩的性情是我一生的幸福。不过他们不知道为了功课，我给人作过多少大拇了。
今年又给一个同学传染上搜集邮票的癖好。起初，人家分我几张印着热带植物或美国自由神塑像的邮票。我觉得怪好玩的，就随手夹在书本里了。
渐渐地，由这朋友的好意，我拥有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闷的时候就把这些被舟车由地球各角载来的纪念物倒了出来，排在桌角摆弄摆弄，欣赏诸民族伟人的丰采，或那辽远国度的山水风光。愈看愈觉得这些废物潜藏着一种价值，就决定买上一个本子，分类贴了起来，并请国文班黄老师为我题上“万国邮票集”五个颜字。
起初，贴本子的目的只不过是免得遗失。一贴起来，便像个有家室的人，占有欲竟勃发起来了。我不但要多，而且要齐全。如果全世界的邮票都给我弄到手，那份欢慰不比当个皇帝小。
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他，就开始向熟人讨。见到人总忘不了问一声：“有什么用过了的特别邮票没有？”常常忘记，问重了，就会被人嘲作邮票迷。对于一切问起我近来作什么消遣的人，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在搜集邮票。有了可别忘记给我。”
从此，被人唾弃的字纸篓就成了我的金矿。我总希望在那堆废纸里摸到一张——比方说，北伐的纪念邮票吧。这想望显然地不会实现，有时反而模到很脏的东西。为了邮票，我不怨天，也不尤人。
同学中认识我的，爱逗我说：“有多少国了？”我的回答总掩饰不住自己的贪心：“不多，等你给我呢！”
有一天在植物学的班上，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形状时，我一翻讲义，偶然翻出几张新弄到的大清帝国邮票。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上来。为了怕引起先生注意，我赶忙把它藏起，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眉间带点苦相的脸。他自觉冒失，就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姓赵，去年才转学来的。哪个同学也不理他，他也不理别人。除了这门，我们每礼拜几何学也邻座。晚上自修他在我前头三行，好像是75号。按说该认得，可是他嘴唇连动都懒得动，我凭什么跟这没人理的打招呼？活着不痛痛快快的，整天愁眉苦脸，像是打了闷头官司似的。我最不爱看人苦相。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扶着球拍，高高兴兴地玩。这人可不。我们在操场踢球，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兀自沿着校园南墙一行小松树走。在班上，两眼常发呆。要是教员突然问到他，他总是抓耳挠腮，不摸头绪。有时，他在课本的天头乱画。他不像我，爱偷偷给先生画像；他总写字。先写成双钩，又描成立体，然后填成黑字，终于涂成一个大大黑团。我从不睬他的瞎闹。有一回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头两个好像是什么“誓死”。
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这人在我耳边用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你干啥留那东西？”这辽宁的口音逗得我直笑。我答了一句：“玩玩罢咧。”他偏过身子去，半叹息半哼哧地来了一声：“玩玩，那么一大片土地都玩丢了。”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
我不好再追问下去，可是我不服。
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楼梯上又遇到他了。还是那么乱蓬蓬的头发，穿着件破旧的黑学生装，脚下趿拉着一双残旧得不成样子了的拖鞋，在捧着一份天津的报纸看。瞅见了我，苦笑了一声，就又一面看，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茫然地向楼上走。
我追上了这人，问他：“什么一大片土地给玩丢了，谁玩丢了的？”他把视线由报纸移到我的鼻尖上，又哼了一声，就把报纸向我身边一抖，指给我一行黑字看。不是我注意的体育栏，也不是电影广告；是在头一版，印着博什么要称帝的话。
我眼珠一转。这不是又多了一国的邮票吗？就把手搭在他肩上，问他有没有邮票给我。他好像生了我的气似的，用鄙夷的语气由鼻子里哼出：“邮票多着呢。”
啊，我听了高兴得真是不知怎么好。多，那为什么不给我？可是这人撑着一大张报纸，丢了魂似地向楼上逃。
我懂得这是我的运气上了门。我蹑手蹑脚地跟在他后面。等他回身摸钥匙的时候，才发见引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就一面把报纸向胁下夹，一面用敷衍的口气说：“进来坐坐。”
这人敢情也懂得客气。我就吹着哨，抬头看了看那“34”的房牌，蹦了进去。
这屋子一点也不好，墙上没有半张明星的像片。墙周围用图钉按满了一些乱写的字。陡然一堆红色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贴在书架上端的一张空白的地图，图的一角涂了一些挺难看的红颜色。我说难看，并不委屈它。比方说，要红得像杨梅吧，看看也还有点儿甜味儿；或者索性弄成粉红色，像女孩子的脸蛋，多开心呀。他染的偏偏是那么紫红，像猪血似的。呕，并且还在地图旁边写了四个字。这字我认得的，是上上期《良友》第一页印的“还我山河”，我还记得那是《精忠报国》里岳飞写的呢。
他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是满心盼着他给我邮票，好跑回去安插。
这人真懒，床也不叠，枕头底下压着几本书。露着面儿的一本，似乎是《日本帝国主义……》什么“史”。反正又是那套，腻死了。
我简直坐不住。我问：“邮票呢？”
他怅惘地看了我一眼，说：“咱们都快当亡国奴了。”
这话我不懂。干么非骂人一句才拿出来呢？
他摸了摸桌上的白茶壶的肚，预备要倒茶给我喝。我忽然看到抽屉缝露着一个信封的角，就马上扯了出来。咳，“欠资”！不，翻过来有着一张新奇的邮票。起初我以为是日本的，因为颜色也那么淡，样子也那么雅——也那么缺少大陆的浑厚。仔细一看，在一座塔的上面印着“满洲国”三个字。嘿，这不是新成立的满洲国吗？这个我没有。我敢发誓我没有这个。我笑了。我抬起头来，用极动人的语调向他乞求：“我可以撕下来吗？这宣纸信封不会撕破的。”
那人像中了一箭的野禽似地，又懊丧地皱起眉来，说：“要那气死人的东西干啥？”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