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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说认识我的人，甚至广告公司，电影公司，街头和马路，都有些我不认识的人对我熟悉。他们会把我描述成像电影《女收藏家》里的海蒂。”
“我看过许多电影，却只听说过《女收藏家》。”
“海蒂是个奇特的女孩，她饱满的嘴唇庸懒而挑逗，身经百战却仍挽留住涉世未深天真的微笑，将火辣辣的情欲化得只剩奶昔一般的味道。有人说柔和的色彩和光线恰到好处地陪衬着这个女孩，她的衣服上散发出淡淡的、粘稠暧昧的光。”
“这是有趣的事情。”
“我很早以前听别人称我为女收藏家，我从不收藏邮票、火花或者 CD、VCD，为此不解，直到在Take Five看到这部电影。”
“在 Take Five看电影的许多女孩都挺有个性，但也有的很偏激，曾有一个女孩跟我们闹翻，从此不再来看电影。”
“但也有些女孩很有才华，比如自拍《失调257》的曹斐。”
“是的。”
“幸好我不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孩，不然会像北京的筠子那样自杀。”
“她是个极端的人。”
容器的话总是很简短。他有三十岁左右，这个年纪的人，对于谈论自己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对于惯用“我”开头叙述的我也只能表现一种耐心。可沉默会让人发怵，每到这时，我们就一口接一口地喝加了可乐的威士忌。他的手机不时有人打进，大概有些是老外，他应付自如。
“你的口语不错。”
“有这样的朋友圈子自然会习惯。”
“你说说电影。”
“我很业余，不像皮先生他们作专门的研究。在Take Five看电影的人层次不一，偶尔有个导演与观众的见面会，他们会问许多不着边际的问题。现在正在放的‘法国新浪潮’系列让许多会员没有耐心，觉得太闷，来的人少了。你有空可以写写影评。”
“评论不是我擅长的东西，更多时候我想写小说，采用‘法国新浪潮’的手法，作一种影像思考。许多人都觉得电影比小说更适合表达，我却想写电影一样的小说，很闷的电影那样的小说。”
容器的手机再次响起，信号不好，他到了楼下。我再要了两份同样的加可乐威士忌。
他回来之后，拨弄了一下手机键，然后伸过来。
“我为你设了一个英文名，Misty。”
“Misty？ ”
“迷雾一样的。”
“我叫Lolo，一个我也不明含义的名字。”
“那我重新设一次。”
“你也可以叫我Misty，只有你一个人叫，多好。”
“昨晚我给Take Five打过电话，他们告诉我有一个女孩坐着写了很久东西，长发及肩，我想是你。”
我望着他白色T恤上那只小小的长着两只耳朵的机器人。
“那是什么？”
“不知道，它有复杂的名字，上面写着。”
“我喜欢你穿的衣服，你通常去哪里买。”
“Sol，很小一家专买店，在农林下路。”
我们一直聊下去，聊卡尔·波普，聊中国的知识分子。电视上正提到余秋雨的《千年一叹》。
“网上有些虚拟采访，他们问一读者看了《千年一叹》有什么感想，回答是‘下面湿了一大片’，《上海宝贝》的经典引用。”
容器听了，很诡秘地笑。这是整晚，我所见的惟一笑容。
当我们分别喝到第四杯酒时，几乎是盯着对方的眼睛说话了，这时感觉他很亲近。明亮的眼睛没有丝毫暧昧，它在传达一些东西，好感或者关注，我不确定。我们是在谈情吗？我开始问自己，在知识分子和卡尔·波普问题上谈情？也许那都是画外之音，我们视线连接的世界如结冰的湖泊。
然而这湖泊在瞬间被敲碎。
他的身体忽然往后一仰，靠在沙发上，双臂摊开。我扭头看见一位穿灰色T恤，黑色牛仔裤的女孩，可想而知，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女朋友？”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或者不是？”
“是。奥运会很荒诞。”
“今晚的一切都很荒诞。我将忘记你。”
“我会给你电话。”
我起身告别，她温柔地对我一笑。
摇摇晃晃出了Back Street。回到家，丹尼已睡下。我找出一张《SCORE》，把音量调到最大，在ENIGMA与LOOP GURU的混合幻觉中给容器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醉了，你还是一个孩子。”
我挂了电话，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水，水，水，冰凉的水在我脸上流淌，我想像在水中自燃，身体跳跃无数燃素。手在空中停留，水滴从指缝滚落。只有一个声音：不可能的世界里，幻觉终究死亡。
容器 十五
喜欢在假日疯狂购物，出游，商家们为趁机赚一笔，挖空心思，忙得像条疯狗。可是海南线旅行爆出冷门，许多促销活动搁浅，杂志的漫画也在讥讽那些从工作的马蜂窝里出来又陷进假日活动泥沼的可怜虫。
发达国家的人是把假日当做真正休闲的日子，许多商店都关门，他们无需借假日发展经济，如果有，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假日广州的麦当劳比平时热闹两倍以上，尤其北京路上的那家，一天到晚的长龙。麦当劳里有张寻人启事贴了很久，一个十五岁香港男孩失踪数日，患有痴呆症，衣衫可能褴褛，父母心急如焚，悬赏100万元港币，截至10月30日。
假日广州依旧有人在挖马路和搭竹棚，出租车在人潮中无法行进，有司机烦躁地按了一下禁鸣的喇叭，引来交警注意。
假期漫长，我决定与丹尼和好，我说我曾经有一段日子走火入魔，它已经过去。我们兴高采烈去东风东路上的湘菜馆吃湘菜，像往常那样点了毛家红烧肉；完了去天河购书城买广告书，我说我要好好学广告，好好生活，丹尼很开心，我挑了从广告学、营销、品牌到创意、文案十几本书，有中文版的，有英文版的，当然大卫·奥格威的书也在其中。我们白天应酬吃饭，晚上在Peace Road，Wind Flower那样白领云集的酒吧度过。我们还去了一趟白云山庄，打网球和看好山好水。一切又像从前那样，丹尼见我就亲，让我随心所欲买喜欢的东西，在军用品专卖店买的迷彩帽子和上装看起来那么神气。
这就是我说的一成不变的生活，不考虑人生苦恼，及时行乐，似乎每天在假日经济浪潮中的生活，我说过厌倦，又继续度过的生活。我追求的备受精神折磨而以此显示与众不同的生活在它面前变得虚伪和可笑。在酒吧看电影和谈灵魂，企图把自己变得高尚和有品味的想法在它面前也是那么不堪一击。我不断地自我否定，以待忘记容器那么弗洛伊德的问题，重新适应大众生活并抛弃头脑。
可我是个不懂服从生活的人，至少在二十八岁前不会改变。有人说青春期是一所病房，我就是固执地躺在中间病床的那个女病人。
假期将要结束时，发生了一件简单的事情，它让我再次选择困境和考察容器问题。
Wind Flower永远那么热闹，花形的石桌台淹没在迷幻的灯光中，没心没肺的人们在里面寻找着感官刺激。丹尼和他的同事喜欢在这里喝酒和勾女，今晚也不例外。
穿着绿色吊带长裙的我和五个男人坐在包厢里。抽烟已成为无聊的习惯的动作，腕上的一串银环随着音乐和肢体的摇摆而麻木滑动。身后的乐队以出卖声音为生，负离子直发女歌手越唱越煽情。
丹尼他们目光聚焦于一个穿黑色大露背装的性感女人，评论她凝脂如玉的背部和光滑纤嫩的脖颈，她在抱着一个陌生男人跳舞呢，那个男人看起来像头猪，他们津津有味地说着，并开始寻找猎物。终于发现右边角落坐着个喝闷酒的女孩。
易达长着一张富有欺骗性的脸，是他们当中惟一的已婚男人，丹尼说每次玩这种游戏他都抢先上，他会谦逊优雅地套近乎，或者直接夸耀自己卓越的性功能，用各种方法骗了许多女孩上床。但这次出师不利，那位女孩对着他就是一言不发，十分钟后悻悻而归。易达装着上厕所，长相老实的朋朋接着上。他聊得很好，女孩掐着烟的手指忘乎所以地晃，朋朋不时得意地瞟一眼我们。
坐在身旁的男人们互相怂恿，左顾右盼，朋朋回来了，故作不屑地说：
“又是一个失恋少女。”
“为什么不今晚把她搞定。”
“她说她明晚会再来。”
“那你明晚再来了。”
“在广州这种事我碰到不下十次，谁会当傻瓜。”
“哦。易达，明晚你上。”
他们捧腹大笑，丹尼甚至拍了一下桌子，我忧伤地望着他：
“在以前，你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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