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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被卷入新闻媒介圈的中心过。”他拾起电话，但是还没有拨号就又压下，因为这时他看见执法员正要冲进诊察室里。
“等一会儿，我有病人要回来。”
但是我已经抢在了他的前面，就像是一位正带领士兵们发起冲锋的指挥官。依贝哈特大夫出于自重给我让出了门廊，他也总算认识到了，这些面目各异的暴徒真的是要侵占他的世界了，医学的世界，就像纳粹暴徒冲进波兰伟大的图书馆一样，并把它们烧成白地，一千年的理性化为灰烬。当依区哈特大夫开始懂得理智并不能保护他和他的领地的时候，恐惧便上升了；他的一生花在了研究骨头的精致逻辑上，但是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愚蠢的行为就足以将它完全抹去。
“在后面有一个上锁的橱柜。”我说。
我们所有的人都进了观察室，在这里，我曾经伪装成一个病人，现在它被联邦执法人员塞满了，依贝哈特穿着白色的医褂，还有两个惊慌失措的护士。
“可以把钥匙给我们吗？”
他点点头，一个护士上前来把钥匙递给我，屋子里的空气闭塞闷热，让人难以呼吸，我向那把锁走去，它就像是我自己的一出戏剧外面的旁观者，我希望待会儿我被证明是错的，虽然这样我便失去了在调查局里的所有的信任，而简娜·玛森将被宣称为胜者，在那些搁板上将塞满了麻醉剂——并不是因为我想看到依贝哈特受罪，但是至少所有这些东西的毁灭将是为了一个原因。
“为什么你要将这个橱柜上锁呢，先生？”
“我经常要给一些脊椎有病的孩子治疗，”阮德尔·依贝哈特舔着嘴唇，好像它们突然间变得干燥起来，“你知道，淘气的孩子对什么东西都是感兴趣的。”
橱门被拉开的时候，屋子里的沉默让人有种紧张不安的预感。但是在橱柜里面，竟全是收集的小玩具熊。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我的。过去我都把它们摆放出来，但后来它们就开始逐渐减少了。我担心一些孩子会感到伤心，因为当他下一次再来到这里时自己特别爱的熊不在这里了。”
在众人面前，我必须对这些玩具作一番检查，要足够的严肃，好像我真能从里边发现什么证物一样。但独自在心里却悄悄在想，我应该在门上一头撞死算了。一定有上百种小巧精致的形象，它们是由各种你想象得到的材料制成——瓷土、印花布、金属、丝绒，甚至还有用粉红色的棉球自己做的玻璃眼睛会动的玩具熊。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橱柜内部，看看是否能发现暗格，似乎我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这里的局势。然后我站起来：“我们开始吧。”
当执法员们捆扎起医学设备和医疗记录扔进纸板箱里时，依贝哈特大夫挤出人群朝门厅走去，那边正传来“砰砰”的敲击声。
他打开前门，吃惊地发现一名锁匠正在准备换门锁，另一个家伙则在往门上钉告示牌，上面写着：“国家执法财产。”然后，突然地，在他面前出现了一片照相机的海洋，提问一股脑的迸发出来，都是些关于简娜·玛森的控诉，从这些办公室里配发出去的违禁物，还有惊人的事情是何时发生的等等。
他被弄得晕头转向，脸色铁青。
“我真的没有这样做过。”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睁得更大。
我满怀同情地抓住他的胳膊，护着他离开，我记起他曾经也把这样一只怜悯的手放在我的身上。我把他领到接待室安静的角落里，他颓然倒在桃红和灰白相间的长椅上，带着被深深地污辱过后的游离的神情，这时要逃脱羞辱和折磨的唯一途径就是把身体和心灵都封闭起来。还有一种悲观绝望的神情，那是我在被强暴过后的女人脸上曾经看到的。
第19章
维尔希尔的国民保障银行，外公还是个年轻的圣莫尼卡警官时曾在那儿开过一个户头，现在叫作加利福利亚实玛鲁银行。从6O年代以来，它一定已几经改头换面了，但是所存这些改变，从里到外，都并没有给那个米色砖头搭起的盒子增添什么新的内容。
可以想象，这个保管库跟外公第一次把他的重要文件存到这里时是完全一样的。即使在改建时你也不能把保管库移去。我敢打赌，过去三十年来的每一天里，时间总是“咔嗒”一声闸在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保管员转着轮盘，一边叽咕，用两只手把门拉开，门半开着，人们都会对那扇六时厚沉重铁门感到惊奇。它现在仍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同陵墓般的建构方式一样让人难忘；你知道那种方式的，厚重的花岗石条无比精密的砌在一起，在里面，一切都从来不会有所改变。
一个背着马尾辫，戴着长长的水晶耳环，沉静忧郁的黑人妇女察看了我的签名后才打开一扇内门。显得笨拙的门口镶嵌着黄铜和铬合金的方格图案，我们从中穿过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排着装着合页、擦得锃亮的柜门。我把钥匙交给她。一只钉着铁掌的蓝色鞋子踩在一张踏凳上，一只手伸上去打开了638号保险盒。在她身后是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紧急通风设备”和一行说明。她从踏凳上跨下来，拿着一个长方形盒子，把我领到一间更小的密室里，里面有张桌子，门我可以关住。然后她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死寂的空气里。
我因为一种恐惧和沉痛的感觉而几乎呆滞了，费了很大的劲才迫使自己把那个狭长的金属盖子掀开。
我希望除了一张遗嘱，再不要有什么躺在这冰凉的空盒子里，但实际上，里面却塞满了各类家庭资料，就像是一个人随意从餐具柜里往外拖曳出来的东西一样。
这堆东西的最上层，是一张泛黄的剪报，1962年9月12日的《圣莫尼卡晚报》，大字标题写着“‘最自私的贼’忏悔了”。文章讲了一个瘫痪的棒球迷的故事，他由朋友带到“逃避者”体育场去看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他把他的轮椅放在了体育场顶端的通道上，后来轮椅就失踪了。在经过广泛的宣传之后，没过几天，它就出现在圣莫尼卡警察局附近的地方，还附带了如下的说明：
我是偷了你的轮椅的那群自私的贼中最自私的一个，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此作一个说明，是的，我们这样做原来是想开个玩笑，但是我确实以为这张椅子是沃尔特·奥曼尼的，放在那儿防止紧急情况出现。我现在意识到我们的做法除了满足我们最低劣的幽默感之外，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希望有可能的话，在你的内心能最终原谅我。我想我会从这次损人不利己的“玩笑”中接受教训。我真的不是那种好挖苦人的人，我真的希望你和上帝都会原谅我这次的胡闹。对不起。
在文章的旁边另有一幅照片：外公的一只手搭在那架失而复得的轮椅上。剃了平头、穿着黑制服的外公看上去很年轻，朝与蓬勃。你能看得见别在皮带上的警棍和“史密斯＆文森38”的轮廓，解说词写道：
“残疾人的轮椅”，主人在观看上周“逃避者”对“巨灵神”的比赛时被盗，圣莫尼卡巡警伊文内特·摩尔根·格营发现了它，一家出租商行此前已向主人提供了一架新轮椅。
那是一个民风多么纯朴动人的年代啊！这时，圣莫尼卡还只是一个未被开发的熟睡中的海滨小镇，小偷们尚有仟海意识，很多人会认为，如果你的照片能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甚至值得珍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在我外祖父的辉煌时刻下面，我发现几枚银元，上面已有了锡斑，显得很破旧，还有被拥成一卷的印有肯尼迪头像的五十美分纸币，却是新崭崭的。里面还有一套1960年起的存款债券，每张面值是100美元，是给我留下的。一张棕黄色的照片，白色的毛边，是我母亲小时候的，被她的父母亲搂着。再有，就是外祖父的最后遗嘱和证明书，指名我作为他的财产受益人，连同他的出生证明文件，我外祖父的出生证明和社会保障卡，保险单，1955年的；一个小笔记本，上面用浮雕凸文印着“你孩子的病历”，里面只有一个我童年时的免疫记录，是我母亲亲手写的；一个便笺簿上记载的是1967年家庭开销的分类账，另外，在一个信封里，是我外祖母的结婚戒指和一枚琥珀石胸针。散落在盒子里的还有一枚镶在一朵搪瓷三色堇上的金心，一些服饰和一串在母亲十六岁生日时给她的珍珠细链。
我一件件地触摸这些东西，好一阵子母亲似乎又来到了我的身边，她亲手缝制的棉布围裙，有几次得到允许可以把我的头靠在上面，溅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