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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抢步上去替我把门打开。
“我跟你合作。”他说。
我满怀感激地抬头看他，但他的目光却已射向了楼前的广场。那儿有一群拍片子的人，有的在架设折叠帆布椅，把电缆线从护道灌木丛中拉过来，有的在把笨重的摄影机安装在三角架上，或者正打开装满了照明设备的黑色箱子。从联邦大楼出去的一大帮工作人员伸长了脖子呆呆地看那个电视女演员，她浓密的淡黄色头发看起来相当熟悉。我知道如果那是简娜·玛森的话，肯定又将引起一场骚乱。我们一直向前走，直到一个拿着步话机的小子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让我们绕道从侧门走。我不喜欢被这些平民百姓呼来喝去，我也真他妈地讨厌别人叫我“女士”。
在洛杉矶，你应当习惯于看到摄影组随处地拍摄外景，这对当地的经济有好处，许多人也认为这相当刺激。但是对我来说，除了让我心里隐隐发痛之外，它什么狗屁都不是。这些自高自大的家伙侵占了我们的广场，当成他们自己的领地，只不过是因为——让我们正视这点吧——电影人似乎是特殊的，他们凌驾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然而，当下到这个自助餐厅里时，我们就完全一样了。
试用窃听器械的小房间在库房最南端的角落里，门上没有任何标记。
我讨厌到那儿去，那管理员的半边脸上爬着一个可怕的紫色胎记，而他却以人们同样难以承受的热情来做补偿，每一次办理事务都点着头鞠着躬。他有一个微型电视机，总是在播放些肥皂剧，墙上贴着三张明信片，是别人休假时寄给他的，他成天呆在他自己这个狭小阴暗的王国里，摆弄这些整齐有序地收藏在金属搁板上的录音和摄影器材。填完那些复写表格，你就会知道，是否这里是一间通向地狱的接待室，还有是否这里有一位保管员，这个可怜的家伙带着与生俱来的胎记在这里忍受着永久的痛苦，或者也许你的不自在反而会对你将要采取的行动，对你将要越过的界限有所帮助：对公民进行窃听，记录他们最为隐密的行为。
我巧妙地安排了一次与依贝哈特大夫的晤面。我和那位接待员交涉时借口说我在一次车尾被撞的事故中落下了背部麻木、痛疼的毛病。显然，在波士顿的那次遭遇虽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仍然让我心有余悸。但她突然问我是谁推荐我来的，我犹豫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说法。然后只好说：
“在体育馆里我偶然听到两个女人谈起依口哈特大夫。她们说他是最棒的。”
“我们也这么认为。”小姑娘热情地说。
我告诉她的名字是阿曼达·格里芬，她把我约定在第二天的九点四十五分。
从我的衣橱的底层木板上的那一大堆衣服里，我翻出来一条灰色的百褶裙和一件丝绸罩衫，从作为待工的经验来讲，我知道女人只要穿着得体就能占一步先机。但是执行秘密行动任务，有时你不得不坐在汽车里，在监视地区不问断地呆上十个小时，有了几次经验之后，我就扔下了套装和高跟鞋，开始穿上轻便服装以便随时随地都像可以投入工作的样子。我发觉做男孩子中的一员要比做一个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孩子有趣得多。我在我的首饰盒里找到一串假珍珠项链．在杂乱的浴室抽屉里则找一管旧的紫红色唇膏。这是一种策略，就像穿上盛装去演戏，也同样有点紧张不安。我瞧着镜子里，它反射回来的信息是“身姿挺直”。我对这番改头换面很是满意。这一身很适合于阿曼达·格里芬，她，我已经决定，将是一名法律秘书。
我刚刚把一只仿蜥蜴皮挎包甩到肩头上，钥匙拿在手里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外公。
“我不能谈。我正要出去办案子，简娜·玛森的事。”
“我只占用你五分钟时间。”
“稍后我回打给你好吗？”
通常我的坚持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要你到维尔希尔的银行去一趟，它叫作什么——”
“‘国民保障’？”
我想把我的钥匙放到橱柜上，但是它们仍然握在我捏紧的拳头里。
“然后从我的保险箱盒子里找几张纸出来。”
我强迫自己把因为受挫积累起来的怨气排出胸腔。
“我想要把我的出生证明书，我的遗嘱，所有在那儿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好的。”
“我们即将遇到一场挑战，安妮。”
我的耐心现在已经正到极限了，我能够想象到外公一定是陷入了一场和邻居的法律纠纷，他们肯定不喜欢他把他的“比尔克”随意摆放，超出了两个停车区的界限。
“我们能不能以后再谈这件事？”
“医生说我得了癌症，活不长了，但我告诉他他知道个狗屁。”
我像被扔进了冰窖里，从里到外一下子凉了个透。
“是什么意思，‘癌症’？”
“噢我在刮胡子的时候发现颈部有一些肿块。”
我的拳头松开了。钥匙在我的手掌心里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似乎很严重呵。”
“嗯，不用担心。这点小事还不能把我击倒。”
我突然感觉有必要去洗手间。我还要在十分钟以内赶到圣莫尼卡。
“我马上开车出来看你，用最快速度，”
“不必了，我很好。只需把那几份文件给我寄来。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快去把我的简娜姑娘从那坏家伙手中救出来。”
唐纳多把车停在达那矫形诊所门前几米远的地方。
他打开公文包。在里面有一架“纳格拉”磁带录音机，联接在一个无线电接收器上。无线电发射装置则被我放在了挎包里。
“你的掩护身份是什么？”
“阿曼达·格里芬。她是个法律秘书，和她的两只猫住在马·维斯他。”我的声音听起来出奇的平静。
“尽量简单些。”唐纳多告诫说，把一副耳机塞进耳朵里，“无论你做什么——不要露出马脚。说话时对着你的手提包。”
我启动了无线电接收器和“纳格拉”，它们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再没有说别的话，我钻出轿车，穿过人行道迈步向依贝哈特大夫的诊所走过去。
我几乎还没有机会在那张桃红和灰白色的长椅旁停留片刻，一个穿着白色医褂的年轻女人就打开了门，柔声叫道：“阿曼达·格里芬？”
她把我带进了一间检查室。一件棉长袍叠好了放在桌子上。
“除了你的紧身衫裤，把其余衣服都脱下来。穿上这件背部有开口的棉袍。依贝哈特大夫几分钟后就来。”
她离开了。我把装有无线电发射器的挎包放在离检查桌很近的一张椅子上。
我开始脱我的衣服，然后意识到，在我精心挑选出来的衣服下面，除了一双日间穿的极薄的弹力长统袜以外，我根本就没有穿衬裤。那么，我必须面对这个医生，这次调查的犯罪嫌疑对象，而且是完全赤裸着的。
我心神不安地用长袍裹住我的身体，我的赤足跺在干净的亚麻地毡上，开始检查橱柜和抽屉。我发现有几个搁架上装满了一种叫作“拿帕鲁辛”的药物——“对关节炎有很好的疗效”。纸盒子上这么写着——还有纱布、手巾、儿童尺寸的罩衣，上面印着恐龙图案。所有的橱柜都开着，除了最低层靠近窗房的那一个，它被锁着，也正是简娜·玛森描述过的那个。我的心跳加快了，极有可能在里面就是装满了墨西哥麻醉剂的鞋盒子。
有人敲门。我迅速地坐到一张椅子上，然后医生进来了。
“阿曼达·格里芬？我是依国哈特大夫。”一个微笑，客套地握手，眼睛盯在了阿曼达·格里芬空白的表格上：“你遇上一次车祸，然后背部就一直让你觉得痛。”
只有一次，在巷子里我曾看到过我的目标。他比我记忆中的人显得更高大，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更温和，他穿的不是浆硬的白色医褂，而是一件医用的宽松的绿色短袖消毒服，露出了他发达的二头肌。沙色的头发式样显得时髦华贵。一副金属框的读写眼镜低低地挂在鼻梁上。在棉袍里面既舒服又不自在，在阮德尔·依见哈特身上显露出来的优势意识使我有些畏缩，他确确实实的狂妄和对自己医学权威的坚定信念也许完全就凝结在那枚小小的哈佛纪念指环上。他不拘礼节地跳上检查桌坐着，在交叉的双脚上套着一双臃肿的蓝色纸板鞋。透过眼镜他和蔼可亲地瞥着我，问道：“你被撞击的时候速度有多快？”
“我动都没动，那时我正在等红灯，几个小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