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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被垃圾弄脏的广场上闲逛，夜里的那场大雨使排水沟里的水都溢出来了。我又沮丧，又慌张，精疲力竭，都忘了自己还活着了。我看起来一定像个流浪者，挎着一个一半敞开的小包，脸上化的妆已一塌糊涂。游客们守纪律地排成队，聚集在圣母院前。大家都那么听话，接连不断地在正面拍照。他们穿着短裤，坚决要来瞻仰这个圣地不可，手指按着照相机的快门，准备把上帝当场抓住。游客们非要把他们所见的东西变成胶卷才会相信，
我想在河边走一走。河堤上到处都是大小便。塞纳河，水黏黏稠稠的，拍打着桥拱，恶臭扑鼻，让人窒息。在巴黎，总有人大小便失禁，把粪便拉得让大家都看得见；水沟成了宝贝，城市管理部门发明了把粪便直接排入污水管的管道系统。我发现，那些睡在桥底下，睡在纸箱上或偶然得到被子的流浪汉到医院里来看过病。最终，我会想他们的。我上岸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里要了一杯奶油咖啡和一个羊角面包。温暖的微风吹拂着皮肤，鸟儿用它们细小的喉咙发出难以置信的和谐的声音，树回应着它们的叫声。当鸟儿高兴起来时，它们也随之摇动。自动扫路机用猛烈的水龙头冲刷着地面，让人闻到一股湿漉漉的强烈的沥青味。
我在巴黎生活了8年，从未进过圣母院，对于我来说，它是属于导游们的陵墓，是世界大博物馆的一个部分。我不喜欢约定俗成的杰作。然而，那天上午，一个小小的细节使我对这个旧东西感到了兴趣：人们在清洗它，它的上半部分已消失在脚手架当中，脚手架的篷布被风刮得“噼啪”作响，具有一种戏剧的效果。这样包着，它显得特别脆弱，成了时间攻击的目标。妖魔鬼怪和檐槽喷口上的动物个个凶神恶煞，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但我在给人看病的每一天都能已到许多怪事，相比起来，那些东西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今天，我不能一次都没进去过就离开斯德岛。
一跨进门槛，我就被吸引住了：圣母院里面就像地下小教堂一样黑乎乎的，我似乎走进了一座石柱的森林，那些柱子一根根又粗又高。我望着中殿、侧道和祭坛，听不到任阿声音。彩绘玻璃上的圆花饰似乎都是密码，每种颜色、每一根线条都象征着什么东西，但只有信徒们才看得懂。和我以前想像的恰恰相反，这地方并不庄严，但很隐秘，它由于巨大而保证了每个人的自由，众人的嘈杂声都被建筑本身给吸走了。我走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在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闭上眼睛，呼吸着潮湿的石头、古旧的木头和乳香的味道。一些虔诚的教徒围在燃烧着的蜡烛四周冥思，圣人的雕像在墙洞里向我发出心照不宣的信号。他们以为我就要倒下去了吗？先生们，别这么满怀热情地劝我入教。我到这儿来只不过是想放松放松。一些穿着黑衣的人正在祭坛四周忙着，撤掉花束和金色或银色的东西，把水倒进独脚盒中，有几个老太太在祈祷，双手捧着低垂的脑袋。我闭上眼睛，轻轻地呼吸着，试图忘掉晚上的一切不快。
就在这时，有人在我背后轻轻地说：
“阿亚基医生，请您别转身。”
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天使下凡：
“您是邦雅曼？”
“我正坐在您后面。”
“怎么……”
“今天早上，我看着您出医院、我一直跟到这里。”
“昨天您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不告而别？”
“我心里很慌张，我说得太多了。我怕您向警察告发我。”
“警察？”
我感到愤怒起来：
“亏您想得出！”
“我觉得您很明确地反对我。”
“您完全错了。恰恰相反，我被您吸引住了。您为什么摘掉了面具？”
“我突然觉得没必要再戴了。跟您谈过话之后，我变了。”
“我可以看您吗？”
“暂时还不行。”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必须讲完我的故事。现在，我对您有了信任感。”
“听着，我不是任人操纵的木偶。我很累，我不知道能不能……”
“求您了，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不会占您很长时间的。留下吧，我们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的。”
他不容我反对，接着讲起了他的故事。
第二章 猎艳
于是，我离开了我的埃莱娜，独自和雷蒙来到巴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埃莱娜一直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一来到巴黎，我就病倒了。斯泰纳为我们临时找了个套间，在第十七区。房间阴森森的，走廊黑乎乎的。那地方很冷，也很简陋。房间太大，暖气太小。地板已经裂开，踩上去“咔咔”作响。我总是觉得冷。窗前挂着厚厚的窗帘，挡住了亮光，甚至在正午，房间里也一片漆黑。我因病卧床，连续三个星期与高烧、痉挛和腹痛作斗争。我躺在床上，情绪低落，处于衰竭之中，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那可怕的三天。在那三天里，我的生命失去了平衡，可怕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掉入了一个深渊之中，找不到出路。
我认出了雷蒙。他悉心照顾我，日夜守在我床头，毫不吝啬地给我买药水、药片，喂我喝汤。为了安全，他没有请医生。每天下午6点整，杰洛姆·斯泰纳准时用大哥大打电话来，向雷蒙发布命令，并告知关于埃莱娜的情况。我无权直接跟埃莱娜说话，但可以通过录音带联系：每个星期六，我都能收到埃莱娜的录音，但只有5分钟。反过来，我也寄给她5分钟的录音。我愉快地听着显然经过审查的录音，把她讲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埃莱娜甜蜜的声音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我根据她说话的语气和声凋来判断她是宁静还是失望。她住在“晾草架”的顶楼，关在一个没有窗、经过隔音处理的房间里。两天一次，天黑时她可以在木屋后面散步10分钟，由弗朗切西卡监视。照她的说法，她并不恨我，她在等着我回去。白天，她在房间看书。书是弗朗切西卡借给她的。比如，她这样对我说：
“我的邦雅曼，由于整天呆在床上，我发胖了。你会看到我变成一个胖乎乎的小女人了。我为你担心。我真恨自己给你惹了这样一个麻烦。你身体不好，我很挂念。我真想来到你身边，给你以温暖。”
她所有的书信都为我开脱。把她一个人扔在了那里，我感到羞愧。扔在冰雪之中的那个荒凉的高地上，任两个疯子随心所欲地折磨她，这都是我的错啊！我几次企图直接给她打电话，但每次都是斯泰纳或弗朗切西卡接电话，训我一通。我一定要埃莱娜来听电话，大喊大叫。
“邦雅曼，别孩子气了。您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您想跟她说话，您得用录音机。”
雷蒙拿了埃莱娜的钥匙，去了她家，打开了信箱，听了录音电话，并模仿她的笔迹，把主要的账单都付了，免得让人怀疑她失踪。他还退掉了埃莱娜在马莱为我租的那套两居室，把我的东两搬到我存十九区偷偷留下的那个房间里。他知道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血型和社会安全号码。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密谋逃跑，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把埃莱娜从那两个魔鬼的爪子下解救出来。但我被锁在七楼的一个房间里，雷蒙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于是，我决定听天由命。除了屈服，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的身体一恢复，雷蒙就告诉了我等着我去做的事情：帮助他在巴黎找三个值得在“晾草架”经受考验的绝色女子；陪他去酒吧、饭店、夜总会等这类人聚集的公共场所，收集关于她们每个人的情况。我们采用了暗语：不能说“女人”，而要说“样品”，不再说“美”而要说“灾难”。
这是一项让人发疯的工作：侏儒和我在中午前后出门，我们手里拿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就像游客一样，散着步，悄悄地拍下我们觉得漂亮的面孔。雷蒙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时间、地点，简单描述那个陌生女人的衣着、年龄和我们推测的职业。假如能捕捉到她谈话的碎言片语，他也一一记下。然后，我们回到漆黑的房间里放录像。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无法像给牲口盖印戳一样对那些人作出评判。雷蒙通过特快专递把候选人的照片寄给老板：老板作第一次选择，在照片边上标上记号寄回。我可以想像到那两个人戴着眼镜，在冰天雪地里，心醉神迷地检查每一张照片的情景。他们像考官一样给每一个女孩打分，要求下次选更多可爱的靓女。他们让雷蒙和我在第二轮选择中收集入围者的新材料。
我原先整天关在家里，现在成了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