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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丹书
夏先生名铸，字勉旃，别号丏尊。浙江上虞崧厦乡人也。曾小筑于白马湖边，未遑久居。清光绪十二年生，十九岁留学日京，二十二岁归。初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译教，旋任学舍监，司训育，合兼授国文、日文。余与先生计交于宣统三年秋，同事者十年。
民国元二年之际，是校遵令改制，易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故友经亨颐先生为校长。
元年秋，李先生叔同亦来任教习。李与夏，故为留东学友，相交尤契。经先生善治印，先生效之，亦颇可观。尝自刻一印，曰无闷居士。是时，时和年少，不应有闷，而自勉曰无闷，盖其内心已闷闷矣。校中诸师，皆一时俊彦，学子亦多纯良，故学风甚盛。先生为人率真，日与诸生同舍处，身教之功颇著。舍中尝患失物，颇难稽。先生问策于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当自杀。先生韪之，乃绝食。窃物生卒自白，后无此患。民国五六年间，李先生以试验断食故，始与佛为缘，卒至披薙人山。其试验断食之机，乃先生动之也。李入山后，易僧名，曰弘一。先生又切生死，诸事为之护持，而亦自染佛化，但不茹素，不为僧，尝口学佛在心不在形，放至晚年虽亦皈依佛法，而以居上终其生。民国八九年间，教育趋向随世界思潮而变革，由静而动，由柔而刚，由内而外，标榜之曰新教育。其实教育为时代之先驱，无来不新，无往不旧，而彼顽固之徒，执持成见，辄加阻梗，于是引起新旧之争，而学风亦骤趋激荡，此非一校为讲也。其风来自北京，而斯校先迎之，乃遭时忌。先生为教，素重学生个性，并主思想自由，盖以青年思想，若不任其自由表露，即无从是其是而非其非。昔宰我欲短丧，孔子非惟不斥其不孝，且不禁其发言，俟其倾吐而喻之以理，自然感化，此即启愤发悱之道，宰我所以卒成大贤。民国八年冬，学生自治会出刊物，每编竣，须送稿受审于先生。某次，学生施某属一文，题回《非孝》，其文多作批评语，原冀与人切磋者，先生未之删，及印行，社会哗然，至訾先生与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三国文教师曰四大金刚。大吏以耳代目，斥为洪水猛兽，一若此文为全校教师代表作者，乃张大其事，借故责成校长革教师。经校长素刚正，不受无理之命，乃激起绝大学潮。其事另详经先生传。既而经校长卒得合理去职，先生亦去。今先生已盖棺，可以定论。试问一生端正如先生者，果若洪水猛兽否耶？自是以后，历任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上虞私立春晖中学、上海私立南屏女子中学等校教职，所至悦服。又在上海与诸同志创办立达学园，并任开明书店编辑主任十数年，间尝为法藏寺译藏经，贡献于文化与教育界者实多。先生之于文学，最注重研析字义及同类性质、作文法则等，义理务合逻辑，修辞不尚浮华，其为语体文也，简当明畅，绝无一般疵累之习，善于描写及表情，故其所译世界名著如《爱的教育》、《绵被》及自撰之《平屋杂文》等，读之令人心神豁然，饶有余味，如见其人，如见其事也。丁丑以后，八年国难，先生与余同陷于沪，乃同誓以守约工夫，克服困厄。往日同声相应，此日同病相怜，故过从益密。先生侷处蜗室，与夫人相对，晏如也。节衣，缩食，渴饮，饿餐，初尚勉强而行之，后竟困而行之，以至于死。敌人屡以利诱之，不动，乃加威胁，羁囚十余日，不屈，无如之何，乃释出，坦然如故，其坚贞如此。初闻寇降，大喜，既而渐不如望，乃复闷闷矣。先生性耿介，一生无请托，且戆直，能为人之畏友。体素健硕，今才周甲，宜不至遽萎，然自中年后，凡事皆悲观，以悲观之人，生衰乱之世，自必心常郁结，易致疾病，且生平嗜酒成癖，老来借酒浇愁，更易伤生。此适与余相反，余素乐天，兴至方欢，可大饮，亦可不饮，故不为酒困。此先生之所以少我一岁，而先我而逝世。呜呼！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二日，先生以病卒于沪，享寿六十有一。临终时，只以弘一大师遗物保存事相付托，无他语。卒后二十一日，其子若孙遵遗嘱举行火化于法藏寺。
赞曰：上穷见节义，岁寒知后凋。夏先生曩曾不见谅于俗人，而今当无间言矣。若能以先生清介之风，推之于人人，则举世非人之事，皆可廓而清之矣。今也，长松（经）先折，晚晴（李）继寂，而先生又已逝矣！高山无语，流水不回，人往风微，吾谁与归？
（经亨颐先生长松山房及弘一大师晚晴院皆在上虞白马湖边与先生平屋为邻。）
一九四六年五月
仇恨
威尔士以为在有“现代国家”以前，统治着人群间之关系的是仇恨。这正如中国的旧语，说历史是一部相斫书一样，不过威尔士生当现代所见所论更为广远而已。但“现代国家”不是一例也被仇恨织成密网，把人类的智慧，诸般生活，套得细密，拴得坚牢，连一面的活路也不给开出来吗？其实，党派、种族、国家，彼此的仇恨正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一方固是借了科学的力量使人类的文化焕然改观，但也因为工具的发明，与真正文化的动力不能调谐，不能互相资助，反而造出多少世界的悲剧；也因此“仇恨”的种子随风播扬，随地萌发，有时真令我们对于所谓人类的价值与互助的精神，从根本上引起疑问。这是科学的赐予么？否！是工业革命后必经的历阶么？否！是人类伦理的破产么？否！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答语所能包括无遗的。
野心、暴厉的欲求、夸大，经济制度的不平等，过度的心理与生理的激刺，都是造成现代人类“仇恨”的因由之一，而最大的关键是人类的文化教育走入暗途。
杀、掠、虐待、夺娶势力的逼迫，无限度的肉体享受与精神上的疯狂，虽是自古来已经逃不开这样公例，但近代文化教育或直接，或间接却是督促、鼓励、指导全人类向这方奔跑。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现实；当然，我们不能在恶力之下泯灭了思感；当然，在现时少有高谈细论人类根本问题的余裕。
但想到这个问题，证之于耳闻目睹的种种事，除却用群体的大力与团结的精神使之消灭外，在未来，我们要怎样永远消除人类社会的“仇恨”心理，怎样在正途上提高人类的智慧，与改善妒忌、专擅、强暴、残酷的行为，这确是每一 个文化工作者应加一番思索的。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们不仅在目前的千辛万苦中不沮丧，不畏难，不消极，我们也应该为未来的人类光明努力！
不只为自己的利害要冲破前途的黑暗，更应寻求人类的真正福利为世界“树之风声”。
在未来，我们应把人类相斫的魔手投于荣光的熔炉里！
选自《王统照文集》第５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生命的价值与价格
评定生命的价值，可以从我们的两句老话里得一个有力的反证，“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在人生的平衡上称量生命的分量，判分价目之不同，似是公正交易的办法。但可惜没有定准，沙丁鱼在清水里快活纵跃时是一种分量，抽刳肠肚，调以油盐，不但分量有异，而且还搀入或减去多少成分。在晴空云层里的银鸽，羽毛光泽，活泼泼地，与经过火烹油炸后，在菜盘里供主客脔割时，其生命的价值前后有多少差异。
由时间、空间而来的变化已难说清，何况是价值与价格。
经济理论上争辩得颇热闹的是物之值。
物（人也在内，）就其本身论值，原有时间、空间，——因地因时的不同，何况是驱迫携带到市场中去。供给、需要既有种种变动，清新、臭腐，又须认明本物（还是，人也在内）之质的良否。就“卑之无甚高”来论生命的“价值”，已经使精于计算者有“望洋”之叹。
没法，借正、反、合的试例，取重于生命的对面，——死；由死证生命之价诚然直截了当，搀不得丝毫做作。
泰山鸿毛之喻当然是抬高一层，论及“价值”——生命必有待反证而定“价值”已觉可悲，但遮拨计执，这明是无可奈何的人间事，自不必泪眼低眉不敢正看平衡上的金星。
这里还引用一句老话“有所为与无所为”便可转解“值得”或“不值得”。有所为不但是“有猷，有为，有守；”而且从究竟处说，便是不得不为不能不为更进一步解，作为之则生不为则死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