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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没有必要设宿舍，这儿没有美国和英国熟知的学校生活。这儿的大多数学生在家学习，在规定的时间里来向教授咨询。教授们讲课，学生们完全可以坦然地不予理睬。他们只需要参加考试就行。这项制度一直对西西里人起作用，赫克托·阿道尼斯觉得它既有失体面又非常愚蠢，他认为西西里人应有比其他国家的学生更严的教规。
透过那教堂式样的窗子，他能看到来自西西里各大区的黑手党头目们的季节性汇聚，前来拜访游说大学教授们。在法西斯分子统治时期，这些黑手党头目们曾一度谨小慎微，恭顺谦卑；现在，美国人恢复了民主的仁慈统治，他们像蠕虫从雨水浇松的土壤中破土而出一样，恢复了本来面目，再也不卑躬屈膝了。
黑手党在当地被称为“联友帮”，在西西里许多村落都有它的地方小组。这些大小头目们今天身着节日盛装前来为学生求情。这些学生要么是他们的亲戚，要么是富豪的子弟，要么是朋友的儿子，他们的大学课程考不及格，要不采取有力措施，他们将拿不到学位。而学位是最为重要的。除此而外这些家庭又有什么其他好办法来摆脱他们既无雄心，又无才干，又没知识的儿子呢？父母将不得不照顾儿子的后半辈子。但是有了学位，大学发的那张文凭，这伙坏蛋马上就可以成为教师、医生、国会议员，最差也能弄个小官做做。
赫克托·阿道尼斯耸耸肩，过去的历史给他以安慰。他所热爱的英国在帝国鼎盛时期，也曾将军队交给同样是无能无用的富家子弟指挥，他们的父母为他们在陆军部队中或者大军舰上花钱买来了要职。结果帝国仍是繁荣昌盛。确实，这些指挥官曾带领部下滥砍乱杀过，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指挥官与士兵们一起奋勇拼杀，战死疆场，勇敢是他们这个阶层不可缺少的一种素质。而且，死亡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即那些无能无用的人不再成为国家的负担。意大利人不会如此豪侠仗义，如此冷酷地注重实际，他们热爱自己的孩子，只想着使他们个人免遭灾难，至于国家，让它自己多保重吧。
透过窗户，赫克托·阿道尼斯看到至少有三个黑手党的头目在四处溜达，寻找猎物。他们头戴布帽，脚穿皮靴，天气还暖，沉甸甸的丝绒外衣搭在胳膊上。他们提着送礼的篮子，篮子里装着水果和竹壳瓶，瓶子里装的是自家酿造的酒。这些不是贿赂品，而是用来给教授们压惊的，教授们一见他们就心生恐惧，大多数教授都是西西里本地人，很清楚这些要求是万万不能拒绝的。
有一位黑手党的首领，衣着土得掉渣，足以能登上乡村骑土剧的表演舞台。他走进楼内，拾级而上。赫克托·阿道尼斯带着嘲弄别人的愉悦，准备表演即将到来的熟悉的喜剧。
阿道尼斯认识这个人。他叫布克西拉，他在离巴勒莫不远的一个名叫帕提尼科的小镇拥有一座农场和羊群。他们握握手，布克西拉将手中提着的篮子递了过来。
“我们有那么多的水果掉到地上烂了，我想还是带些给教授吧。”布克西拉说。他个子矮小但很粗壮，终年的重体力劳动使得他身体结实有力。阿道尼斯知道他素有诚实的好名声，他完全可以凭借权势换取财富，可他并不贪心。他是位复古分子，像过去的黑手党头目那样，不为财富，而是为荣誉和尊严而战。
阿道尼斯微笑着收下水果。西西里哪有什么农夫会让东西白白浪费？一只橄榄掉到地上会有一百个小孩来抢，这样的孩子何止千万？
布克西拉叹了口气。他很友好，可阿道尼斯知道这种友好瞬间即可变成威胁。因此布克西拉说话的时候，他立刻报以同情的微笑。“活着真讨厌。我地里有活，可邻居却叫我帮点小忙，我怎么好拒绝呢？我们的父辈，祖父辈就很熟。而且，朋友叫我干啥我就干啥，这是我的本性，也可能是我的不幸。毕竟，咱们不都是天主教徒吗？”
赫克托·阿道尼斯平静地说：“我们西西里人都这样，我们太大度了。这就是罗马的那些北方佬总是可耻地利用我们的原因。”
布克西拉狡猾地瞪大眼睛看着他。这儿大概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他是不是在哪儿听说过这位教授是“联友帮”的成员呢？很明显，他似乎并不怕。如果他果真是“联友帮”的成员的话，为什么他布克西拉不知道呢？不过“联友帮”里又分为许多不同的层次。不管怎样，这是个了解他所生活的世界的人。
“我来请你帮个忙，”布克西拉说，“就像一个西西里人帮助另一个西西里人一样。我邻居的儿子今年在大学里考试没及格。你没让他通过。我邻居是这么说的。可听到你的名字时我对他说，‘什么？阿道尼斯先生？喂，那人心肠最好了。如果他知道所有事实的话他绝不会如此铁石心肠的。绝对不会。’因此，他们含泪请求我来给你讲清情况，来厚着脸皮请你改改分数，好让他踏上社会混碗饭吃。”
赫克托·阿道尼斯并没有被这过分的彬彬有礼所蒙蔽。这一点同样也像他十分推崇的英国人，他们的残暴被狡猾地伪装起来，以至于很长时间你对他们的侮辱还感恩戴德，最后才发现，他们已对你造成致命的伤害。这只是拿英国人打个比方而已，但对布克西拉先生来说，他的要求一旦被拒绝，随之而来的肯定是一阵黑夜中的短筒猎枪乱射。赫克托·阿道尼斯礼貌地小口咀嚼着篮子中的橄榄和浆果。“噢，我们不会让一个年轻人在这么个糟糕的世界上挨饿，”他说，“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布克西拉告诉他之后，他从书案底下拿出一份分数册。他一页一页地翻着，尽管他对这个名字肯定很熟悉。
这位不及格的学生是个蠢材，是个白痴，是个笨蛋，是个连布克西拉农场上的羊都不如的家伙。他是位懒惰的好色之徒，一位喋喋不休的吹牛大王，一位不可救药的文盲，甚至连《伊利亚特》和意大利现代作家维尔加的作品的区别都弄不清的人。尽管如此，赫克托·阿道尼斯还是对布克西拉甜甜一笑，用一种极其吃惊的口气说：“噢，他有一门考试有点小麻烦，但并不难处理。叫他来见我，我就在这儿帮他准备准备，然后再让他考一次。这一次他不会再不及格的。”
他们握握手，来人就走了。又交了个朋友，赫克托想，这么多年轻的饭桶获得大学文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不是靠真本事拿的，他们自己根本不配。在1943年的意大利，如果他们把这些证书拿去擦娇嫩的屁股，他们就会退回到庸人的行列。
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铃声短促地响了一下，停了一会儿，接着是三下更短促的响声。总机的女接线员正在与人闲聊，谈话间隙用手指弹着工作台，他被激怒了，对着话筒大叫一声：“快点！”声音听起来比事实上要粗暴得多。
不幸得很，打电话的是学校校长，一位以讲究职业礼貌而著称的人。可是，显然这次校长头脑中考虑的是比粗鲁更重要的事。他吓得声音发抖，几乎要流泪哀求，“我亲爱的阿道尼斯教授，”他说，“能麻烦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学校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你能解决。无比重要。请相信我，我亲爱的教授，我会感激你的。”
校长的恭维使赫克托·阿道尼斯紧张起来。这个白痴想让他干什么？要让他跳过巴勒莫大教堂吗？要是那样的话，校长的条件更好一些，阿道尼斯苦苦思索着，他至少有6英尺高，让他自己去跳吧，何必让一个下级，一个西西里最矮的人来替他跳呢？想到这里，阿道尼斯的心情又好了起来。他温和地问：“也许您能给我暗示一二，那么我在赶去的路上就可做些准备了。”
校长压低声音说：“尊敬的唐·克罗斯光临我校，他的外甥是我们医学系的学生。教授要他体面地退学。唐·克罗斯非常礼貌地来请我们是否重新考虑一下。可医学系的那位教授坚持让他退学。”
“这个傻瓜是谁？”阿道尼斯问道。
“年轻的纳托医生，”校长说，“是位很有造诣的医生，就是有点不谙世事。”
“五分钟后我到您办公室。”赫克托·阿道尼斯说。
他急冲冲地穿过那开阔的场地朝主楼走去，一路上盘算着该采取什么对策。让人为难的不是校长，校长只要遇到诸如此类的麻烦事总是要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