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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挪动一步都是痛彻心肺,但是他竭力忍着痛往前爬。那荒原上光塌塌的,一点标志也没有,他疑心他一定已经迷失了方向。有时候隐隐听见炮响,他就停下来仔细听着,辨别前线在哪一方。
他到哪里都被痛楚的火焰烧灼着。原野那样广阔,但是似乎是有一条蜿蜒的火的小径在前面等着他。
爬到广原上燃烧着的一缕野火,静悄悄地在地面上延烧过去,有时候像是熄灭了,却又冒出一缕红红的火焰,蜿蜒前进。
但是终于熄灭了。
两个放哨的南韩兵士走过那里,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仅只是一捆烂棉花浸透了血。
但是他还呼吸着。两个兵士抬着他走的时候,他渐渐清醒过来了。他们正在过河,那小河蓝汪汪的,水面上浮着的一块块薄冰流得很急,叮当作声。他知道那水一定是寒冷得啮人。那两个兵士自己涉水过去,却把他举得高高的,不让水溅到他身上。刘荃当时也并不觉得惊异。他只想喝水。他喉咙完全喑哑了,想做一个微弱的手势也力不从心。那小河在他下面,也就像壕沟上的蓝天一样地遥远。他一阵天旋地转,又失去了知觉。
在南韩军队的司令部,有看护给他把伤口消了毒,包扎了一下。他们给了他小半碗饭,半杯水,警告他不能多喝水。由译员问了他的名字,又问他怎么会往联军的阵地后方出现。
然后他们用吉普车把他送到汉城,那里有一个联军的医院。医院里的人把他的衣服全脱了,周身洗涤过,伤口腐臭得可怕。刘荃自己以为决无生望,在共方看见伤势比他轻得多的,也都被认为无法治疗,不给医治。
他照了X光,经过验伤的痛苦,又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病室里排列着许多床,都是各国的伤兵。他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和联合国兵士穿的一样。他隔壁床上也是一个中共的战俘,是广西人,彼此言语不大通。那人似乎伤势比他还要沉重,一点东西都不能吃,但是他们不断地给他血浆,一天给他打许多次针。
他们两人都打了许多配尼西灵针。医院里对他们的待遇完全和联军的伤员一样。他们吃的维他命丸与安神药只有比别人多,因为他们伤势比别人严重。
医生和看护都是外国人,各国的都有。他们对自己的伤兵常常喜欢说两句笑话,但是对战俘永远是冷漠而认真的态度。“你不能喝水。”一个女看护说,她拿了一句口香糖来给他。“把这个放在嘴里嚼着,就不想喝水了。不要咽下去。”她大概是美国人,砖红色的瘦削的脸,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淡篮的磁盘。她吃力地做出咀嚼的样子,怕他不懂。
医生给他箝出了几块榴霰弹片。他身体还太虚弱,禁不起脑部开刀。装伤兵的火车把他转送到釜山的战俘医院。
他背部有一个创口顽强的不肯合口。在釜山,联合国的医生从他腿上割了块肉下来,移植到背部。手术经过良好,两三个月后,医生认为他已稍稍康复了,脑部可以施手术,就给他开刀,取出一块炮弹片。
他在这间房间躺了这样久,一切都十分熟悉了。墙与天花板都是木板搭的,漆成乳黄色。有时候他无聊到极点,竟去数天花板下的铁钉。有些钉子没有十分敲进去,凸在外面,又有些钉上的漆剥落了,可以看得出钉头来。根据它们排列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整数来,但是数着数着就胡涂了,又得重新来过。
他不能翻身,但是背后那排窗户与窗外的景物也都在眼前,历历如绘。那铁丝网,那木板搭的瞭望塔,架着机关枪。场地上从早到晚都有卡车轰隆轰隆开出开进。
有太阳的日子,阳光照到房间里来,每天淡然地按时前来,也像医生与看护一样。但是刘荃注意到那阳光渐渐地越来越早了,也照得更深入。他觉得这很重要,表示光阴是在消逝着,已经由冬入春了。他虽然无法知道眼前这条狭路究竟有没有走完的一天,但无论如何,只要知道时间的确是在过去,也就感到一种安慰。
他的过去是悲哀而遥远的,他的现在是空无一吻,他的将来又是那样不确定,靠不住。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常在念中,对于他是像宝石一样地珍贵。他时时想起叶景奎对他的友情,还有那两个南韩兵士高举着他渡河,在浮冰中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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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
这间病室里有两个新开过刀的,除了他,还有一个人锯掉了一条腿,刚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最初发现的一剎那总是最可怕的,他大哭大喊,昨天闹了一夜,吵得大家都没法睡。白天也拒绝吃饭。
“把腿还我!”他狂叫着:“我情愿死,死也落个全尸!成了废人我情愿死!”
另有一个战俘在医院里充任工役。他推着小车子进来送饭,收碗碟的时候就慨叹着说:“咳,同志,落了他们手里还有什么说的,有本事叫你死不得活不得!妈的比坐老虎凳还厉害,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斩掉了!”
那锯了腿的人想起在军中听到的宣传,说被联军俘虏了去,一定要受尽酷刑然后被屠戮。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妈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今天斩掉条腿,明天锯掉胳膊,还不看他们的高兴!”那工役说:“你哭有什么用,同志,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打倒帝国主义,不能由着人家宰割。”
“打倒帝国主义!”那人悲愤地高举着一只手臂叫了起来:“共产党万岁!”
“同志,你冷静一点吧。”刘荃实在没有力气说话,但结果还是忍不住岔进来说:“要不是为救你的命,人家干吗费那么大事给你开刀?要是诚心给你受罪,干吗给你上药?——也是怪他们不跟你预先说明白了,可是你想,这儿医生一天得开多少次刀,言语又不通,一个一个都去解释也办不到——”
“妈的,你这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工役瞪着眼睛骂了起来:“你是中国人不是?倒帮着帝国主义说话!”
“我是中国人,”刘荃安静地说:“可是我不是共产党。”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那锯了腿的人狂喊着:“打倒投降分子!”那工役逼近一步,像是要伸手就给刘荃一个耳刮子,但是又制止住了自己,只轻声说:“你别以为到了这边来就由着你胡说八道了,你小心点!”
用不着他恫吓,刘荃本来也就觉得共产党的眼睛永远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划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彷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眬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