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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疯狂接近顶颠的时侯，忽然门铃响了。
“是谁？不要是魏同志吧？”刘荃说。
“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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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你忘了？小王的上司。你不是说他要来吗？”
两人同声笑了起来。“不要真是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刘荃说。
外面的人继续揿铃。
“让他揿去，”戈珊说：“管他是谁。”
又揿了很长的两响。刘荃有点不安起来。
“别理他，”戈珊说。
铃声终于停止了。似乎人已经走了。但是房门下面忽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小三角，面积渐渐大了起来，是一折迭着的便条，从门底下塞了进来。
刘荃不由得想起昨天他自已站在门外揿铃的情形，并且昨天那时候房间里面又是什么情形，也如在目前。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那样污秽黯淡，而且稍有点滑稽。
他突然坐起身来穿衣服。
“怎么回事？要走了？”戈珊诧异地笑着。
刘荃没有回答。
她随即生起气来。“你这脑袋完全封建，送封信来都要吃醋——吃的哪一门子的醋？发了昏了！你凭什么资格管我？好，你走，你走，以后可再也别来了！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刘荃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俯身系鞋带。
戈珊的一枝香烟一直不离手，她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香烟使劲揿在他胳膊上。他想甩开她，但是她下死劲揪住了他不放。被烧灼的皮肤丝丝作声。他夺回了手臂，一句话也没说，走了出去。
8。
这一向报纸上加紧宣传“肃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有一个摩纳哥人名叫黎培里，忽然成为新闻人物。戈珊奉命搜集材料，证明他的反人民罪行。
黎培里这名字一向不见经传，戈珊在数据室里查了半天，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总算找到一则新闻，原来他曾经被任为外交使节，有一张旧报纸上刊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他谒见国民政府的首脑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并且刊载着国书的全文，无非是照例的一套官样文章，希望两国的邦交有增无已，对于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表示钦仰，并且深信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定日益向光明灿烂的前途迈进。
戈珊连读了两遍，心里想如果根据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国民政府的特务，那么所有的外来使节都呈递过这样善颂善祷的国书，连苏联的大使都不是例外。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数据，也只好拿了去搪塞一下。
领导上对于黎培里的案件十分重视，所以她立刻把那张报纸送到社长室去请他审核一下。她在房门上敲了敲，听见社长蔺益群的声音说：“进来。”她一推门进去，原来有客在那里，坐在蔺益群的写字台左侧，两人吸着烟闲谈着。戈珊认得那是新华社社长申凯夫。
“嗳，戈同志——好吧？”申凯夫向她点头微笑。他生得高而胖，苍白的脸上戴着新型的熊猫式黑边眼镜。头顶已经半秃了；也许是由于一种补偿的心理，鬓发却留得长长的，稍有点女性化。穿着一套纤尘不染的雪青夏季西装。
“我们在这儿谈京戏，”蔺益群笑着向戈珊说。
“赵筱芳不错，”申凯夫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彷佛是他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话。
“就是表情太足了。”蔺益群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看了她的‘玉堂春’没有，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就真比划着，一只手握着镜子，一只手握着篦子，大梳特梳。唱到‘奴’就指着自己鼻子，一个字都不肯轻轻放过。”
申凯夫安静地微笑着，微微点了点头。“其实这倒也是她的好处。”
从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里，蔺益群感觉到他是在引用马列主义。同时蔺益群又忽然想起前次恍惚听见说，赵筱芳最近行踪很神秘，还有人看见她从一辆遮着蓝布窗帘的汽车里走下来。难道是申凯夫看中了她？还是另一个比申凯夫地位更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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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
“那当然，”蔺益群急忙改口说：“其实所谓洒狗血，讨好三层楼观众，三层楼观众不就是劳苦大众么？”
申凯夫略点了点头。“都市里的劳苦大众当然份子不纯，离工农兵还很远。不过她这路线是对的。”
“路线是对的，”蔺益群也承认。
“嗳，我别耽误了你们正经事，”申凯夫忽然笑着说：“戈同志找你有事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戈珊说。
“这是什么？我瞧瞧。”申凯夫一伸手，把那张旧报纸接了过来。
“是关于黎培里的资料。”蔺益群忙站起身来凑在申凯夫肩上看着。
申凯夫匆匆读了一遍，把眼镜向上托了一托，似乎很紧张。“好家伙，把老蒋捧得这么厉害。”
“拿来，拿来我看。”蔺益群带笑伸手来抢夺。
“十足暴露出他是个美蒋走狗。”申凯夫把那张报纸折了起来，向胸前的口袋里一塞。“这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篇稿子应由新华社统发全国。”他沉重地站了起来，“走了！瞎聊了半天，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
蔺益群与戈珊虽然仍旧笑嘻嘻的，不免面面相觑。
申凯夫走了，戈珊也想跟在后面就溜了出去。她知道兰益群一定很生气。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因为是骈枝的宣传机构，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
“戈同志，”蔺益群大声叫着。
戈珊只得转过身来。
“下次进来先打听打听，里头有人没人。”
戈珊忙陪笑说：“今天我一下子大意了，没问一声——”
蔺益群没等她说完，就冷峻地微微点了点头，是要她立刻走开的表示。
戈珊迅速地走了出去，心里一百个不痛快。到了外面的大房间里，却又有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屋角新添了一张桌子，刘荃坐在那里看报。
“抗美援朝会派了个人到这儿来当联络员，”一个同事告诉她。
“讨厌！”戈珊向自己说。
刘荃始终不理睬她，她也不睬他，但是她常常要袅娜地在他桌子面前走过。有一次她给另一个同事写了个字条子，团成一团丢过去，又不小心打在刘荃肩上。
他完全不理会。有一次为了公事需要和她谈话，也是极简短的几句。一方面她也是冷若冰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有一次戈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来听。“……哦，你等一等。”然后又问了声：“你哪儿？……”她把听筒向桌上一搁，同刘荃那边没好气地叫喊了一声：“你的电话！——文汇报的记者。”
刘荃走过来拿起听筒，戈珊向他瞟了一眼，轻声说：“喝！有记者来访问了，现在是真抖了，怪不得不理人了！”
“喂？”刘荃向听筒里说：“嗳，是的，我是刘荃。……咦，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面，他最想不到会是她。
“我今天上午刚到。已经打过一次电话来了，没打通，”黄绢的声音兴奋地笑着说：“真想不到——在济南忽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上海去在‘团报’工作，也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信到人也到了。”
刘荃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几点钟下班？”黄绢问：“你现在忙吗？在电话上讲没有妨碍吗？”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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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着，背对着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着一迭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着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着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彷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着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迷惘。
刘荃怔怔地望着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乱，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着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着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日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着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着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着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着斯大林毛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着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着。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着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着。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