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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快，那闹轰轰的音乐永远黏附在它身上，拉不完扯不断，摔不开。
天黑了，车上亮了电灯。广播机播出一个尖锐的女音：“现在——开始——供应——晚餐——现在——开始——供应——晚餐——”
乘客开始骚动起来，听从那尖锐的声音的调度，按照车辆的号码，分批轮流到餐车去吃饭。
吃饭时间过了，窗外一片漆黑。广播机里奏的是一个苏联红军的军歌，金鼓齐鸣，喊声震天。听众彷佛被关闭在黑暗窒息的留声机匣子里面，卷在那疯狂的旋律里，毫无闪避腾挪的余地。
幸而中国人一向对于喧嚣的声音不大敏感。大家依旧打盹的盹，看报的看报，在那昏黄的灯光下。广播机里的女人突然又锐叫起来：“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伟大的——黄河——铁桥——就要——到了！——大家——提高——警惕——保卫——黄河——铁桥！——大家——把窗子——关起来！——大家——保卫——列车！——保卫——黄河——铁桥！”
车厢里一片砰砰的响声。大家纷纷站起来关车窗。
张励与刘荃本来倚在椅背上打盹，也都惊醒了。刘荃坐在近窗的一面，睡眼惺忪站起来关窗。但是那扇窗户嵌牢在里面，涩滞得厉害，再也推不上去。张励也站起来，帮着他扳，也没有用。
“乘务员！乘务员同志！”张励叫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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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不看见乘务员。只有一个解放军背着枪在车厢里出现，缓缓地在座位中间的一条甬道里踱过来又踱过去。
刘荃继续用力扳那扇窗户，火车正在疾驰，风力非常大，另一个关窗的人随便向外面吐了口痰，立刻被风刮到后面去，刘荃正把脸探到窗外，落了几点唾沫星子在他脸上。他皱了皱眉，伸手到口袋里去掏手绢子。
然后他突然注意到那解放军紧张地端着枪对准了他。他衣袋里的那只手不敢拿出来了。
显然是以为他是在掏手榴弹，预备炸毁铁桥。
火车轮轨轰隆轰隆的响声突放大了一百倍。车子正在过桥，浓黑的窗外不断地掠过较浅淡的灰黑斜十字架，钢铁的桥阑干的剪影，仓皇地一瞥即逝。
“乘务员同志！”张励还在着急叫喊着：“这扇窗子怎么回事，关不上！”
最后的一个灰色斜十字架在黑暗中消逝了。轮轨的隆隆声突然轻了下来，恢复正常。解放军放下了枪。刘荃也松了口气，手从口袋里拔了出来。也忘了刚才是为什么要拿手帕，只软弱地用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
“同志们！”广播机里那尖厉的声音又叫了起来：“列车——现在——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胜利地——通过了——黄河——铁桥！”充满了喜悦，彷佛刚打了一个胜仗似的。
这一段路轨常常出事吗？常常有游击队或是特工人员炸毁铁桥，经过抢修后又照常通车？如果有过这类的事，报纸上当然不会刊载，大家也无从知道。刘荃不禁和张励互相看了一眼，彼此心里都想着：“刚才真是想不到，原来处在这样危险的境地。”
但是刘荃随即想着：“真要是那样倒又好了，至少可以觉得中国的地面上并不是死气沉沉。但是恐怕不见得有这样的事。不过，也不怪共产党这样神经质——不要说中国才解放了一两年，就连苏联，建国已经三十年了，尚且是经常地紧张着，到处架着机关枪，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每一个国民都可能是反动分子与奸细。”
广播机还在那里莺声呖呖欢天喜地庆祝列车安渡黄河铁桥。跟着乘务员就出现在车厢里，提着水壶替乘客们的茶杯添水，也彷佛寓有“压惊”之意。这乘务员是个瘦长身材的青年，穿着一身稀绉的蓝灰色布人民装，精神萎顿，一路斟茶斟过来，不住地冲着乘客的脸打呵欠。大家都厌恶地别过头去。
“看他瞌睡的那样子，”张励微笑着用肘弯推了推刘荃。“今天白天走过的一个小站，你看见没有那黑板报，表扬这条路上的乘务员，爱国加班，连续工作二十七小时以上的，不算一回事；三十小时以上的，从月初算起有三次，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两次，”他满意地背诵着：“甚至于有三十九小时的。”
刘荃看着那乘务员踉踉跄跄一溜歪斜地走过来，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单纯地追求效率也不对，工人的健康也要注意。”
“这是工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热情嘛，领导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各处工厂里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乘务员睡眼朦胧站在他们桌子前面，一只手揭开了张励的玻璃杯盖，一只手高高提着那糊了煤烟的黑色硬壳的大水壶，远远地朝着那玻璃杯灌下去。那一尺长的水苗发射得不够准确，统统浇到张励的腿上了。
张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但是这袭击实在来得太突然了，顿时粉碎了他的钢铁意志。
“嗳呀——嗳哟嗳哟——疼死我了！”他跳起身来，那乘务员猛不防被他一撞，一壶滚水失手掉在地下，都泼在脚上，也有一部分溅到张励的脚背上，等于火上浇油。
那乘务员也大喊起来了。
“他这是诚心的！”张励红着眼睛嚷着：“好家伙，这样飞滚的水，闹着玩的呀，瞪着眼朝人身上浇！这要不是诚心的才怪！找车上负责同志说话去——出了特务了！”
那乘务员疼得蹲在地下直哼哼，也顾不得答辩。
张励也疼得眼中落泪，脸上直颤抖，心里像火炙着似的。“妈的准是特务！妈的。老子是什么人你知道不知道？一条命差点送在你手里！革命还需要我，你知道不知道？”
“算了算了，张同志，快到医务室去，找卫生员给上药，包起来，耽搁了倒不好！”刘荃拼命解劝着：“这家伙交给我，放心，跑不了！”
张励也不敢耽搁，骂骂咧咧扶墙摸壁的，也就挣扎着到车尾的医务室去。两个卫生员倒都是女的，长得也不坏，替他数上药，包上绷带，陪着他聊了回子天，又约着明天再来换药，张励的气也就消了一半。
他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搭上了卧铺，大家都躺下了。刘荃特地把下铺留给他，因为他伤了腿，爬梯子不方便。地板上湿腻腻的，刚用拖把拖过。
“妈的，非向铁路局提意见不可！”张励站在那里解钮子，向睡在上铺的刘荃说：“什么爱国加班、突击加班、竞赛加班、义务加班、无限制地拖长工时，闯出祸来谁负责？领导上只晓得要求‘消灭事故’，照这样怎么能不出事？乘客的生命安全一点保障也没有！”
刘荃没有作声，似已经睡熟了。全车都沉入不习惯的静默中，因为那广播机终于静默下来了。只剩下那轰隆轰隆的轮轨声，于单调中也显得很悦耳。一节节的火车平滑而沉重地抽搐着，颠耸着，向无穷尽的黑夜中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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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6。
刘荃坐在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等候着。桌上的电话铃叮铃叮响了起来。没有人接。一个戴着黄色玻璃框眼镜满脸面疱的青年从旁边一张桌上站了起来，走过来代接。
“解放日报馆。”他说：“戈同志不在这儿，一会儿再打来吧。”他把耳机搁回原处。
外面天还没有黑，这庞大的房间里已经需要点灯了。桌上一盏碧绿玻璃罩的台灯，照在一张粉红吸墨水纸上。那吸墨水纸非常鲜艳而干净，上面没有一点墨水渍。
“数据组的工作想必比较清闲，”刘荃想。
也许别的部门也是一样。
“听说现在报馆里的人根本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想：“一切新闻都由新华社供给，用不着出去采访。编辑拿到了新华社的稿子就照样发下去，一个字也不能改，连标题都是现成的。”
然而这广厅里依旧空气很紧张，无数的写字台上时时有电话铃响着，工作人员轻捷地跑来跑去。抑低了声音谈话，充份表现出“党报”的森严气象。
刘荃是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派他来的，要求报馆里供给他们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暴行的图片，作为宣传材料。这里的数据组长到数据室去找去了，叫他在这儿等着。
电话铃又响了。隔壁桌上那小伙子又跑了过来。
“戈珊同志走开了，一会儿就来。……嗳，一会儿再打来吧。”
刘荃已经等了很久很久，觉得很疲倦。向那边望过去，一盏盏绿莹莹的台灯，在那广大的半黑暗中像荷花灯似的飘浮着。
然后他看见那数据组长戈珊远远地走了过来。刘荃略有一点诧异地看着她。刚才没注意，这女人原来长得很漂亮，像一个演电影或是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