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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儒家的功臣？
董仲舒为汉代群儒之首，尽管他一生做的官不算太大，只到诸侯王之相，但他为思想领袖的地位，不惟举世公认，在身后亦不得动摇。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就向全国征求人才，求治国之道。董仲舒以贤良脱颖而出，他的三通对策，后来被称为“天人三策”，全盘保留在《汉书》卷56中，使我们得以一睹真容，不致于如有时面对一环缺失的历史，虽竭力推求而仍难得其真实。
董仲舒的思想，不算太复杂，不外乎是建立一个新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思想体系，为汉武帝治理天下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得心应手的武器。不过，其逻辑起点及展开过程，此处确实无法涉及，倒不妨从一个别致的角度，略作观看。
今人对董仲舒的3句话比较熟悉。这3句话，加以诟病之人也甚多，但是我们可以重新打量。
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时人斥之为形而上学，否认历史的进步，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这个说法。在我看来，董仲舒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犯不着人们兴师动众，大加挞伐。汉人历史知识的广度远逊于今，他根本不能想像科学技术会改变历史。在他们眼中，三皇五帝之治理天下，跟汉帝治理天下也差不多，百姓干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活。如此，古代有的治国之道，今人遵循就得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也就是说，他想不出“天”还会变。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迅疾涌入，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天”原来会变，“道”之变革便成题中应有之义了。
二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只求正义而不要去谋求利益，要宣明大道而不要去计较功效。今人在商品经济潮流中都主张批判这种观念，树立道德新准则。董仲舒这种将利与义截然分开的思路，固然应该唾弃，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不计较利钝成败、为了目标奋斗终身的精神，是否值得人们崇敬而且仿效呢？历史上哪一个伟人不是没有这么一点精神的？
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所以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处于九流十家之一的儒家才得以脱颖而出，取得统治地位。朝廷设研习儒术之官，并且以儒术教育百姓并取舍士人，所以有“遗子满籝金，不如教一经”的说法，儒家经典显得珍贵无比。儒家因董仲舒而后贵，这是不易的历史事实。
但是，董仲舒是否就是儒家的功臣？要作肯定的回答仍然不易。清代才华横溢的杭州诗人龚自珍有诗云：
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龚自珍说儒家本是学术九家中的一家，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真理。后代儒家尊荣，儒生的脸皮就厚了。不知古代九家学术哪家遗存最多，有人说儒家亡得最早，这句话又说得如何？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一种学说总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它通过回答他人的诘难而宣布自身的存在为正当。假如取消了对立面，事物本身也就完结了。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这些道理在今天人所共知，此处毋庸赘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董仲舒是儒家的功臣，还不如说他是儒家的罪人更为恰当。而且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称他是民族的罪人。约翰·密尔说：“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此语真是精当之极，千古难易。
无爵丞相公孙弘
西汉到武帝一朝，许多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无爵丞相公孙弘的崛起。
汉初一般任命列侯或其后代为丞相，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周亚夫等。到武帝时期，戏剧性的变化终于发生，公孙弘的发迹真可说是异数。他出身贫苦家庭，青年时做过狱吏，获罪免职，只能靠放猪为生，40多岁才开始学《春秋》经，60岁被征为博士。谁知他出使匈奴，不合帝意，又被免职。到70岁，才吉星高照，因对策第一，“容貌甚丽”，被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也就是可以随时咨询的意思。4年后，迁御史大夫；75岁拜相。原来的丞相全由列侯担任，惟有公孙弘寸功未建，白身入相，汉武帝并且下诏封他为平津侯，创了后来丞相封侯的先例。其中含意，韵味深长。
钱穆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史学家毫无疑问。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解释说，公孙弘的入相，代表着中国由军人政府向士人政府的转变，意味着达到了“真符理想的‘平民政治’的境界”，它由平民中有修养有知识的贤士即士人来组成政府，取消了军人在政治上的特权，是世界性的创新。钱穆先生的学识修养，我们后辈根本不能望其项背。但是对这一段阐释，本人则仍有商榷的念头。
西汉一代政权并非天授，而是从战场上冲杀得来，所以刘邦为帝以后一面在杀功臣，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功臣的功劳。刘邦死后，惠帝、文帝对功臣们更是优容。曹参为相不理政事，惠帝只能将曹参的儿子拉来探问；文帝问陈平天下一年案件多少，财政收入多少，陈平坦然说不知，让文帝自己去问各部部长，文帝还得称善。这其间固然有一朝初始力求少事的深意，但帝相间的关系总不如天地那般相去悬殊，有时候他们还能在较平等的态度上讨论问题。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距建国已经60余年，众多功臣老死殆尽，靡有孑遗。没有军功的群臣已经无从摆老资格固执己见，图谋上进的新人则一切以上面的旨意为指归。他们一方面靠迎合上面精神而升官，另一方面也靠当官而谋取自己的利益，因为当官即使不贪也还有其他的种种好处，公孙弘们于是应运而生。
公孙弘的对策今日看来不过是老套套，他吹大牛说可以一年之内移风易俗，但是在实际的政务上并没显出多大的才干。他的思路还是局限于较狭隘的儒家一流，不赞成开拓西南和西北边疆，这些看法都不能得到汉武帝的首肯。史汉本传中更强调的是公孙弘的态度：每次朝会讨论国家大事，他总摆出几种方案，说明理由，让皇帝自己选择，而从不坚持自己的观点，更不会面折庭争。由于出身，他对实际政务有足够的了解，更为难得的是他读过《春秋》，每一个实际举动他常能冠以堂皇的名目，善于以理论来解释和粉饰现实。武帝正是欣赏他这两点，他才得以青云直上，一步登天。可见天下安定时才能不一定成为升官的根本依据，关键在于能不能秉承主上旨意并作提高到理论上的阐释。
公孙弘的慎厚不容抹煞。他身为高官，品性却至俭，每顿只有一个荤菜和极粗的粟米饭，所有的俸禄收入，他都供给故友宾客，家无所余。他盖宾馆、开家门以延请贤士，共商国事，谦虚厚道，人所共称。到后来继他位置的丞相，本来延请贤士的宾馆已人去楼空，往后更变为马厩车库奴婢居室。但是公孙弘毕竟也是人，他表面厚道，但外宽内忌，对得罪过他的人，表面和善，背地里却落井下石，主父偃被杀，董仲舒降职，都出自他的主意。
公孙弘之所以为公孙弘，决非纯然出于他个人之因。当老功臣死亡殆尽，新的当政者已经无所顾忌，提干的标准自然而然就以能贯彻上头旨意为准，君臣关系从此发生重大变革。这与其说是军人政府变为文官政府，还不如说是贵族政治变为专制政治。而中国绵延2000年之君臣格局，便由汉武帝与这位无爵丞相依次展开。
骄横无忌主父偃
主父偃的骄横无忌大大有名。他给后人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五鼎在古代礼仪中是卿大夫们的用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