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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需要你作证。”
他作出的是医生们典型的反应。他们厌恶法庭。为了避免出庭，他们有时会同意让律师录取证词，在庭审时使用。他们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后的一张牌：传票。律师有权要求法院向包括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发出传票。因此，律师的权力稍稍大于医生。但也正是因此，医生们对律师更为鄙视。
“我很忙。”他又一次说。
“我知道。你不是为我作证，而是为唐尼·雷作证。”
他眉头紧锁，呼吸沉重，仿佛这句话他听了很不舒服。“我作证1小时，收费500美元。”
这我早就料到，所以并不感到惊慌。念法学院时，我就听人说过类似的事，有的医生收费甚至比这还要贵。我来此是向他恳求。“500美元我付不起，科德医生。我的事务所6周前刚刚开业，而我现在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案子是我手头唯一一桩像样的案子。”
讲真话产生的作用，有时候大得着实令人吃惊。我面前的这个家伙一年的收入可能会达到100万美元，面对我的坦率真诚，却立即束手就擒。我看见他的双目中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迟疑了片刻。也许他想到了唐尼·雷，想到了自己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沮丧；也许他在为我难过。谁知道呢？
“我给你寄去一张账单。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付，好吗？”
“谢谢你，医生。”
“你去找我的秘书确定一个日期。在这儿取证行吗？”
“当然行。”
“再见。我得走了。”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在和一个委托人谈话。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粗壮，穿着考究。我走过他门口时，他朝我招了招手。他为我作了介绍：这位梅基·德雷塞太太想要离婚。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倚在戴克旁边的桌上时，他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她有钞票。”
我们和梅基谈了一小时。她的遭遇很悲惨。酗酒，殴打，别的女人插足，赌博，忤逆的儿女，而她并没有任何过错。她在两年前起诉离婚，她的丈夫却开枪打坏了她的律师办公室的前窗。他舞刀弄枪，是个十足的危险分子。她讲完她的故事后，我瞧着戴克，戴克却不愿瞧我。
她付了600美元现钞，并且答应以后还会付得更多。我们明天为她提出离婚起诉。她找到鲁迪·贝勒事务所，真是找对了地方啦，戴克让她放心。
她走了几分钟，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要找我。我接过电话，报了姓名。
“喂，鲁迪，我是罗杰·莱斯律师。我想咱们还没有见过面。”
几个月前沿街寻找工作时，孟菲斯的律师我几乎全都见过，但我不记得有谁叫罗杰·莱斯。“对，是没有见过。我是个新手。”
“是呀，我打电话给查号台，才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听着，我正在会见朗道夫和德尔伯特兄弟，还有他们的母亲包娣。我想你一定认识他们。”
我仿佛可以看见，她正坐在两个儿子中间，傻乎乎地咧着嘴巴说：“好极了！”
“对，我很熟悉包娣小姐，”我说得十分自然轻松，好像这一整天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事实上，他们目前在隔壁我的办公室里。我是悄悄溜到会议室，给你打电话来着。我在负责起草她的遗嘱，而她的遗嘱，呃，涉及到了老鼻子的钱，据他们说，你一直在替她起草。”
“确实如此。我几个月前早就准备好了一份草稿，可是，坦白地说，她一直不愿签字。”
“那是为什么？”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母子在他那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因此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包娣小姐想把财产遗赠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
“她真有这么多钱吗？”他问。
我当然不能把真情实况告诉他。不得到包娣小姐的同意，我若是透露与她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是严重违犯职业道德的。再说，莱斯极想得到的这个信息，我当初搞到手的时候，使用的手段虽然不能说不合法，但并不一定非常可靠。我的双手捆着，自由度十分有限。
“她对你是怎么说的？”我问。
“说得不多。说是在亚特兰大有笔财产，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留下了一笔钱。可是我一刨根问底，她马上又前言不搭后语。”
这种情况听起来很耳熟。“她干吗要重立一份遗嘱呢？”我问。
“她想把一切都留给自己家里的人，儿子和孙子。我只想弄弄明白，她究竟有没有这笔钱。”
“这我可说不准。在亚特兰大，有个遗嘱验证法庭，有关的案卷就封存在那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啦。”
他仍旧不太满意，可我已无话可说。我答应将亚特兰大那位律师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用传真机传给他。
我9点钟以后到家时，发现车道上停着的从出租公司租来的汽车，数量又有所增加。我只好把车停在街边上，这使我非常恼火。我在黑暗中悄悄走着，以免让后院中的那群人看见。
一定是孙子们赶来了。我坐在没有开灯的屋中，吃着汤团烩鸡，听着窗外的人声。我可以辨别出德尔伯特和朗道夫的声音。包娣小姐偶尔发出的咯咯笑声，通过潮湿的空气，传送到我的耳鼓。别的都是年轻人的声音。
这件事办得准是像拨打911报警电话一样疯狂。快来啊！她这儿有金山银山呢！咱们从前只以为这个古怪的老太婆有几个铜板，谁会想到她居然腰缠万贯！这个人接到电话，马上又打给另一个。快来啊！遗嘱上有你的名字呢，可以得到将近100万哪。快把老寿星围起来。现在时候已到，该对老奶奶又亲又爱啦。
第31节
根据基普勒法官的建议，我们在他的支持下，聚集在他的法庭对多特取证。由于德拉蒙德没有和我商量，就擅自决定了取证的时间和地点，我拒不同意后，基普勒插了一脚，给德拉蒙德挂了电话，几秒钟就把事情顺利解决。
在对唐尼·雷取证时，大家亲眼看见过巴迪坐在破福特里的情景。我曾分别对基普勒和德拉蒙德说过，我想我们不该录取巴迪的证词。用多特的话来说：他不正常。这位可怜的人对谁都没有危害，而且对这件保险案一无所知。在全部卷宗里，找不到丝毫的迹象，证明巴迪与这起案子有任何一点关系。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完整的句子。我无法想象，他能承受住取证的压力，坚持到最后。说不定他还会对几位律师破口大骂，大打出手呢。
多特把他留在家里。我昨天和她一起化了2小时，为回答德拉蒙德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准备。将来开庭时她还要出庭作证，因而这次取证的目的仅仅是澄清事实，而不是为了在庭审时提供证据。德拉蒙德将首先提问，他几乎会抛出全部问题，而且多半还会跟踪追击。取证将长达几小时。
基普勒也想加入这次取证的全过程。我们围坐在面对法官席的一张律师桌旁。他发号施令，指挥着摄像师和法庭书记官。这里是他的地盘，他希望一切都听从他的摆布。
他担心假如他不在场，德拉蒙德便会压倒我。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如此尖锐，两个人几乎谁都不看谁。这实在是妙极了，我想。
可怜的多特独自坐在桌子的一端，双手瑟瑟发抖。我离她很近，这或许使她更加紧张。她今天穿的是她最好的全棉衬衫，最好的牛仔裤。我事前对她说过，她不必穿得过于正式，因为录像带并不对陪审团播放。但将来开庭，她的穿着却十分重要，必须穿一身套裙。我们将来拿巴迪怎么办，这只有上帝知道了。
基普勒和我坐在桌子的同一边，但他尽可能离我远点，坐在摄像机的旁边。德拉蒙德坐在我们的对面，他今天只带了3名助手：B．杜威·克莱·希尔三世，小M．亚历克·普伦克和布兰登·富勒·格罗。
戴克也在法院大楼里。他大概正在门厅的某个角落追踪毫无戒心的委托人。他说过晚点儿可能会来。
因而当多特·布莱克举起右手宣誓，保证只说事实时，有5位律师和1名法官注视着她。在这种场合，我要是处在她的位置，我的手也会发抖的。德拉蒙德龇牙咧嘴，微微一笑，向多特做了自我介绍，接着就化了5分钟，热情地解释取证的目的。我们寻求的是事实。他决不会误导或者使她惶然。她有和她的优秀律师商量的自由，等等，等等。他不急不忙。时钟在滴答滴答响着。
头一个小时全化在家庭历史上。德拉蒙德准备得非常充分，无可挑剔。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从一个题目，慢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