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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联邦调查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我问过话，那是因为他们不想惊动我。正因为我一直不防备他们，他们监视我才方便得多。
我又想到一件事。坐在对面的我这位五短身材的朋友，刚才很想敞开心扉，跟我认认真真地讨论讨论这笔钱。他知道的事情，肯定要比已经告诉我的多得多。他开始刚才的那场谈话，是周密盘算的结果。
我还没有那么笨。我不会相信他会轻易放弃这件事。
我对每天的邮件，已经开始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今天戴克像往常一样，在午饭后把邮件拿到办公室，里面有一封廷利·布里特事务所寄来的沉甸甸的信。我屏住呼吸，心情紧张地拆开这个标准信封。是德拉蒙德写的书面质询。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要求获得原告或其律师所知道的所有文件，并且希望我们对一连串事实做出澄清；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答复都必须在30天之内用书面做出。假如这些事实没有被我们否定，那么今后将永远被看做已得到我们肯定。信封里还有一份通知：两周内在我们办公室对多特和巴迪·布莱克取证。我听人说过，在一般情况下，对取证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双方的律师都要在电话上谈一谈，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叫做职业礼貌，化上不到5分钟的时间，事情的进展却会更为顺利。很显然，德拉蒙德要么是忘记了常规的礼节，要么就是打定主意采取强硬的政策。无论他是属于何种情况，我都要改变他定下的时间和地点。这倒不是我喜欢和他对抗，而只是为了捍卫原则。
德拉蒙德在信里居然没有提出新的申请，这真是非同寻常！我明天将拭目以待。
书面取证必须在30日之内答复，而且双方可以同时向对方索取书面证词和材料。我要求对方提供书面证词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德拉蒙德的这封信更促使我立即投入行动。我下定决心，要给这位大腕一点颜色，让他明白我也能打一场纸上的恶战。他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他会再一次意识到：他与之竞争的对手，是一位除了这桩案子，别无其他事情可干的律师。
我把车悄悄驶上车道时，天色几乎已经全黑。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边，停着两辆陌生的汽车。这是两辆擦得锃亮的彭蒂亚克，后面的保险杠上贴着艾维斯标签。我不希望被人看见，便踮起脚尖，绕过屋子向我的房间走去。我听见有人在谈话。
我在事务所呆到很晚才回来，主要是想避开德尔伯特和薇拉。我的运气真好！他们正在后院里和包娣小姐一起饮茶哩。而且，在座的还有别的几个人。
“他来了！”德尔伯特一看见我就大声说。我原地站住，应声望去。“到这儿来，鲁迪。”那口吻与其说是邀请，倒不如说是命令。
我向他们走去。他慢慢站了起来，另一个男人也站了起来。德尔伯特指着那张生面孔说：“鲁迪，这是我哥朗道夫。”
朗道夫和我握了握手。“我太太琼，”他指着另一个上了年纪皮肤粗糙的荡妇说。那女人和薇拉一样俗不可耐，只是头发的颜色很淡。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瞟了我一眼，那眼神热得可以煮熟鸡蛋。
“包娣小姐，”我彬彬有礼地点头招呼我的房东。
“你好，鲁迪。”她声音悦耳。她和德尔伯特一起，坐在柳条沙发上。
“来坐一会儿吧。”朗道夫指着一张椅子说。
“谢谢。不了，”我说。“我得回房间去，看看有没有人偷偷进去过。”说这话的当儿，我一直瞟着薇拉。她坐在沙发后面，远远地离开别人，她或许是想尽可能离琼远一点儿。
琼的年纪在40与45岁之问。我记得，她的丈夫已年近花甲。我突然想起，她就是包娣小姐称为婊子的那个女人。朗道夫的第三个老婆。开口闭口总是不离钱。
“我们根本没有去过你房问。”德尔伯特恼火地说。
跟他这位徒有其表的弟弟相比，朗道夫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是增添了几分尊严。他身体不胖，头发没烫没染，身上也没穿金戴银。上身穿一件高尔夫衬衫，下着百慕大短裤，白色长统袜，白色休闲鞋。跟在场的另外几位一样，皮肤也晒成了棕红色。他很容易会被人当做一个退休的公司经理；如果身边再有一位体态娇美的纪念品似的妻子，这一形象就会完美无缺。“你打算在这儿再住多久，鲁迪？”他问。
“我不知道我要搬走嘛。”
“我不是说你要搬走。不过是出于好奇，问一声罢了。我母亲说并没有订合同，我这才问问你。”
“干吗要你来问？”事情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就在昨天晚上，包娣小姐也没有提过合同的事。
“因为从今以后，我协助母亲处理她的事务。租金太低啦。”
“就是嘛。”琼帮腔道。
“你可是从来没有埋怨过，对吗，包娣小姐？”我朝她问道。
“嗯，没，”她含糊其辞地说，似乎她也许曾经想埋怨，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
我本可以提出搬运覆盖土、粉刷、拔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但转念一想，何必跟这几个白痴争来争去。“你们都听见啦，”我说。“房东都没有意见，你们操什么心？”
“我们不想让老娘被人利用。”德尔伯特说。
“喂，德尔伯特。”朗道夫制止他道。
“谁利用她啦？”我问。
“哎，我又没有说谁，不过——”
“他想说的是，”朗道夫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回来帮助母亲了，而我们关心的只是她的事务，别无其他。”
朗道夫说这番话的当儿，我一直在注视着包娣小姐。她脸色泛红。她的两个儿子就在她身边，为她操心，问这问那，提出要求，保护着她的利益。尽管我知道她瞧不起现任的两个媳妇，但她对儿子的表现却心满意足。
“很好，”我说。“只是别来打扰我。别踏进我的房问。”我说完转身就走，让他们把许多想说的话和许多想问的问题，统统烂在心里。我锁好房间的门，吃了一块三明治，坐在黑暗中，透过窗户，听着他们在远处叽叽咕咕。
我化了几分钟，在心中琢磨他们这次的聚会。德尔伯特和薇拉于昨天某个时候，从佛罗里达赶到这里，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我或许永远也不得而知。他们用某种手段，搞到了她原来的那份遗嘱，知道她大约有2000万美元的财产可以馈赠，因而对她的事务变得极为关心。他们在得知她家里住了一位律师以后，十分关注，因而德尔伯特就给也住在佛罗里达的朗道夫挂了电话。朗道夫于是拖着战利品一般的妻子，匆匆赶到了孟菲斯。今天，他们用能想到的一切问题，折磨了老娘一整天，最后成了她的保护人。
这一切全跟我无关。我在心里暗自窃笑。我不知道这几个家伙到何年何月才能弄清事实的真相。
就目前而论，包娣小姐十分愉快。而我因此也十分愉快。
第30节
我和瓦尔特·科德医生约定在上午9点会晤。我一早就赶到了医院，等了一个小时。这有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阅读唐尼·雷的病历，尽管我已经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候诊室里挤满了癌症病人，我尽量不看他们。
10点钟，一位护士奉命前来找我。我跟着她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检查室。医学的行当那么多，有人为何偏偏选中肿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我想是因为这一行总得有人干。
人们为何偏偏选中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呢？
我拿着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钟。随着大厅里传来的人声，门被拉开了，一个大约35岁的年轻人快步走了进来。“贝勒先生吗？”他边问边伸出右手。我站起来和他握手。
“是的。”
“瓦尔特·科德。我很忙。5分钟谈得完吗？”
“我想够了。”
“那我们就快一点儿。我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呐，”他边说边勉强一笑。我非常清楚医生对律师讨厌极了。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谢谢你开的证明。作用很大。我们已经取过唐尼·雷的证词了。”
“好极了。”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他俯视我的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个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需要你作证。”
他作出的是医生们典型的反应。他们厌恶法庭。为了避免出庭，他们有时会同意让律师录取证词，在庭审时使用。他们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