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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拉把一张椅子拉到德尔伯特身边，一屁股坐下。两人会意地对视了一下。他拿起一份文件，扶了扶眼镜，抬头对我说：“你一直在捣鼓我老娘的遗嘱？”
“这是我和包娣小姐两个人的事。”我的目光落在桌面上，勉勉强强看到一份文件的封面。那是她的遗嘱，最新的那一份，我想是由我以前的那位律师草拟的。我感到十分不安，因为包娣小姐一直坚持不能让她的儿子，无论是德尔伯特还是朗道夫，了解她有多少钱。而遗嘱上却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处理的遗产约有2000万。德尔伯特现在可是知道了。这份遗嘱他已经钻研了几个小时；我记得遗嘱的第三段，给了他200万。
德尔伯特是怎样搞到这份遗嘱的？这个问题令我更为不安。包娣小姐是决不会主动把遗嘱交给他的。
“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他说。“过去总弄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讨厌律师。这次回家来看看老娘，妈的，她却跟个臭律师住在一块。这怎么能叫人不心烦？”
或许会叫人心烦。“我住的是套间，”我说。“门上上着锁，是私人房问。你们要是再走进去，我立马报警给你们看。”
我突然想起，在床底下的文件里，我保存了一份包娣小姐的遗嘱副本。这夫妻俩该不会是在那儿把遗嘱搞到手的吧？一想到是我，而不是包娣小姐泄露了她的个人秘密，我顿时两腿发软。
怪不得包娣小姐气得不肯理我呢。
我不知道她前几份遗嘱的内容，因而无法判断德尔伯特夫妇的心情。他们是因为得知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而欣喜若狂呢，还是因为不能捞到更多而怒气冲天？但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老实说，我心里硬是不愿。
对我要报警的威胁，德尔伯特不屑一顾。“我再问你一遍，”他拙劣地模仿着《教父》中布兰多的姿势说。“你有没有为我老娘准备一份新遗嘱？”
“她是你的母亲。你干吗不去问她？”
“她连一个字也不肯说。”薇拉插嘴说。
“好！那么，我也不会说。这是严格保密的。”
德尔伯特对此并不完全理解。他脑瓜子又不是那么灵活，不知道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发起进攻。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可能正在触犯法律。
“我希望你别找麻烦，小子。”他气势汹汹地说。
我准备走人。“包娣小姐！”我大声喊道。她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她才举起遥控器，把电视机的音量放得老大。
我无所谓。我用手指着德尔伯特和薇拉说：“你们再走近我的房间，我就立刻报警。明白吗？”
德尔伯特干笑了两声，薇拉马上跟着咯咯一笑。我砰的一声把门推开。
我说不准他们有没有翻过我床下的卷宗。包娣小姐的遗嘱还在老地方，而且，我想，还是当初我放的时候那副模样。上次我看过以后，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但一切似乎都井井有条，未改原样。
我锁好门，又用一把椅子把门顶上。
我惯于在7点半左右，一早就去办公室。这不是因为工作过于繁重，也不是因为日程排得太满，每天要去法院出庭，或者在办公室会见委托人。我一早去事务所，只是想安安静静地喝杯咖啡，享受孤独。我每天至少化1小时，整理和研究布莱克一案的材料。戴克和我呆在各自的办公室，尽可能互不干扰，但有时候这却十分困难：电话响的次数开始慢慢地增多了。
我喜欢繁忙的一天开始之前这个地方的那份宁静。
星期一，戴克到得很晚．将近10点才来上班。我们闲聊了几分钟。他想去吃早中饭，说是有要紧事跟我谈。
我们在11点离开事务所，步行了两个街区，走进一家蔬食合作商场后面的小餐厅，要了蔬菜比萨饼和橙汁。戴克显得十分紧张，面部扭曲得比平时更加明显，一听到轻微的声音，马上就把耳朵竖起来。
“得告诉你一件事，”他说，声音低得像在耳语。我们坐在火车座里，室内还有6张餐桌，但全部空着没有一个顾客。
“我们很安全，戴克。”我说，竭力想让他放心。“什么事？”
“我周六离开过孟菲斯，是取证结束立刻就走的。先飞到达拉斯，接着又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了太平洋大酒店。”
哦，真棒！他又在寻欢作乐狂饮滥赌啦。真是不可救药。
“昨天上午起床后，和布鲁索通了电话。他叫我走人。说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孟菲斯起一直跟着我，我必须立刻就走。说是有人一路上一直在盯我的梢，我必须立刻返回孟菲斯。叫我告诉你，联邦调查局一直在注意你的一举一动，因为你是既替布鲁索又替普林斯干过活的唯一律师。”
我的嘴又干又渴。我猛灌了一大口茶。“你知道……布鲁索在什么地方？”我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响亮，好在无人旁听。
“不，我不知道。”他说，眼珠在餐厅里乱转着。
“唉，他在拉斯维加斯？”
“我怀疑。他叫我到那儿去，是想迷惑联邦调查局，让他们以为他在拉斯维加斯。正因为那是布鲁索看来很可能会去的地方，他倒反而决不会去。”
我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我的思维像奔驰的野马。我一下子想到了十几个问题，可是却又不能和盘托出。有许多情况我都想了解，可是许多情况我却又不该了解。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很久很久。
我真诚地希望布鲁索和普林斯是在新加坡，或者澳大利亚，而且永远别再听到他们的消息。
“他为什么要和你联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咬着嘴唇，仿佛就要开始哭了。可以看见那4颗大板牙的牙尖。他一直在用手抓头，时光似乎已经凝结。“嗯，”他说，声音更加轻微，“他们走的时候像是留下了一笔钱。现在想拿到手。”
“他们？”
“听起来他们两人好像还在一起，是不是？”
“确实是。那他们要你做些什么呢？”
“这个嘛，倒从来没有具体谈过。但听口气，他们好像是要我们帮他们取回这笔钱。”
“我们？”
“是的。”
“你和我？”
“对。”
“有多少钱？”
“从来没说过。不过，你想也想得出，一定是一大笔。否则，他们是不会为它操心的。”
“那么，钱在哪儿？”
“他没有说清楚。只告诉我是现钞，锁在什么地方的箱子里。”
“他想叫我们去取？”
“对。我猜想，这笔钱藏在城里某一个地方，说不定就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附近。联邦调查局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笔钱，所以他们很可能一辈子也找不着。布鲁索和普林斯相信你和我。再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半合法了，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法律事务所，而不是两个街上的混子，一看到钱马上就会偷走。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把钱装上一部卡车，开到他们跟前，结果人人都会皆大欢喜。”
这一切究竟有多少是戴克的揣测？又有多少确确实实是布鲁索亲口所言？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我依然十分好奇。“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这倒从来没有谈过。可是，肯定少不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应得的一份在事前就取出来。”
戴克已经把一切都统统考虑过啦。
“绝对不成，戴克。你别再说啦。”
“是的，我知道，”他闷闷不乐地说，一听见枪响就乖乖地缴械投降。
“风险太大啦。”
“是的。”
“现在听起来倒是挺棒，那可是要蹲大牢的！”
“对，对。只是因为事关重大，非告诉你不可，真的。”他挥了挥手，仿佛是说这件事他连想都不敢想似的。一盘炸玉米片和鹰嘴豆泥放到了我们面前。我们盯着招待，一直盯到他转身离开。
我确实是为两个逃犯打过工的唯一律师。这件事我曾经想到过，但怎么也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会牢牢地盯上了我。我的胃口一下子全没了，嘴巴里却依然又干又渴。一点点轻微的响声，都会把我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们双双陷入了沉思，默默地瞪着桌上放着的食物，直到招待送来了比萨，才又重新开口。我们一声不响地吃着。布鲁索是为什么与戴克联系的？他去拉斯维加斯，是谁出的钱？在两个逃犯消失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通电话？这次通话会是最后一次吗？布鲁索干吗还在关心我？我多么想了解这一切的详情细节！
我终于从团团迷雾中理出了两条清晰的想法。第一，假如布鲁索有足够的办法跟踪戴克，能知道在他去拉斯维加斯的途中身后一直有人盯梢，那么他肯定有办法雇人从�